先锋派小说的兴起与转向
先锋派小说的兴起与转向
先锋派小说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学的重要流派，其兴起与转向不仅体现了文学自身的演变规律，更折射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复杂互动。本文将深入探讨先锋派小说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其转向的原因，揭示这一文学现象背后的历史意义。
先锋派小说兴起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就转向了。那么，先锋派小说的出现和转向意味着什么？内在的动力又是什么？
先锋派小说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算作实验小说。有人称之为小说界的“狂飙突进”，其实有些过誉。先锋派小说的出现并非偶然，不管是借用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莫言，还是借用法国新小说观念的余华，抑或是借用弗洛伊德观念的残雪，都将这些观念和个人主义联系起来，算作观念指导下的个人体验叙述。观念更新了，文本更新了，思想也更新了，但内在的机制没变。八十年代中后期正是改革开放时期，也是思想观念更新的时期，艺术家追求个人主义，追求个性解放，不仅要借用域外文明成果，而且要自己创新。如此一来，先锋派实验小说就出现了，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文学和历史的必然。
先锋派小说和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密切，似乎是迎合政治形势而出现的一个小说流派。但这种迎合并非真的迎合，而是在政治形势背景上生产出来的倔强的花朵。很多先锋派小说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不但反思社会，反思人生，而且反思人性，要更新观念，解放思想。先锋派小说就是实验小说，有着怀疑一切的精神，也有着探索的标准。一些先锋派小说家取法西方的创作理论，却没有怀疑过西方的标准，没有怀疑过创新的精神。他们不会反思自己取法的源头，不会回忆自己的叙述方式，甚至迷恋自己的叙述方式，陷入文本叙述中不能自拔。当然，他们的文本语言个性鲜明，极具特色，不是一般作家能够比拟的。不过，也有一些先锋派小说家叙述过于随意，没有形成稳定的风格。
先锋派小说兴起和当时社会环境有关系，和人们的意识观念有关系，却没能站在文化的立场上与当时的社会权力保持距离。无论是马原的《虚构》还是余华的《兄弟》，似乎都虚构了一个场景，却没有对社会展开反思和批判。人们看到了虚幻的真实，看到了新鲜，却没有感受到太多社会意义。当然，有批评家要深入剖析他们的作品，说是作品中的场景恰恰是真实社会场景的再现，作品中的规则也是如此，是社会规则的再现。可以这样解释，但对于权力系统的反思和批判似乎力度不足。诚然，从文艺创作的规律来看，文学不可能直接批判权力系统，以免被打压，但文学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态，可以写出芸芸众生像，而不是写一些变态的人和事，也不是用外国的观念创作小说，以求获得诺贝尔奖。
先锋派小说发展下去，就会出现很多突破性进展，尤其是反思自身，反思人性，反思社会发展的问题等等，会触及事实真相。但是先锋派小说的发展并非自主行为，而是符合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也就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当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变化之后，先锋派就及时转向了，不然就不能发表一些先锋派作品了。由此来看，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可见一斑。
到了九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变了，变成了鼓励经商，鼓励下岗，鼓励创业。倘若先锋派还要反思人性，追求个性解放，就已经“思想落伍”了，需要更新观念，适应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于是，很多先锋派作家及时转向，写了一些都市小说，似乎信手拈来，就可以轻松创作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比起写作先锋派小说要轻松得多。固定的套路，固定的情节，只是语言演变了，或者稍微变换一下情节，就算是自己的独创了。毕竟，“著书都为稻粱谋”，倘若写小说赚不了钱，作家们岂不是要饿死？
明明显出“狂飙突进”趋势的先锋派小说变成了温吞吞的都市小说，是不是一种思想的堕落？或许是吧。随着主流话语的转变而转向，并不是通过自身反省来转向，是不是一种被操控的转向？先锋派的兴起值得庆幸，但后期的转向让人觉得不是滋味。或许，当时城市化进程已经开始，很多农民工纷纷进入城市打工，农村以及个性解放再也不是关注的焦点，城市才是关注的焦点。而先锋派提倡的个性解放，似乎为资本张目，为资本雇佣大量廉价劳动力做了准备。人们思想解放了，就不会受缚于一亩三分地，会想尽各种办法赚钱，谋生存，甚至入不敷出。毕竟，生活成本提高了，人们必须要挣钱，才能维持生活。按理说，先锋派小说应该从人性角度出发，揭示现实中人性被资本和权力影响之后的蜕变，或许可以产生出自己的荒诞派、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流派，但先锋派作家们受制于现实条件，及时转向了，也就无法转回来了。
或许，先锋派小说只是政治改革意识形态的一个缩影，一个文学化表达，有创新，也有糟粕，转向之后，也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城市化意识形态的缩影，并不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