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茨胜选后，德国站在十字路口：跟着世界向右转，就能赌对吗？
默茨胜选后，德国站在十字路口：跟着世界向右转，就能赌对吗？
德国保守派联盟党在周日的大选中以28.5%的得票率获胜，其领导人弗里德里希·梅尔茨有望成为总理。与此同时，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fD）获得20%的选票，创下历史最佳成绩。这场选举不仅将重塑德国政坛格局，也将对欧洲乃至全球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联盟党领导人弗里德里希·梅尔茨（手持麦克风）与基社盟（CSU）领导人、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德尔一同庆祝大选获胜（美联社照片/Martin Meissner摄）
一、保守派的大获全胜
此时，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正陷入衰退，社会在移民问题上严重分裂，同时德国的安全战略也在对抗性的美国和日益强势的俄罗斯及中国之间摇摆不定。在此充满挑战的背景下，保守党领导人梅尔茨向欢呼的支持者承诺，他的政府将让德国“在欧洲重新发挥作用，让世界意识到德国再次得到可靠治理。”
德国大选各党派支持率结果，图源：Forschungsgruppe Wahlen
然而，梅尔茨却面临复杂的组阁谈判。在德国宪法设置的半数组阁门槛下，保守的联盟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困境。这个曾主导德国政坛数十年的传统保守派力量，其拒绝与极右翼政党AfD（德国选择党）合作的原则性表态，正将国家推向漫长的组阁谈判期。政治分析家预测，这场博弈可能持续长达六个月，期间德国将处于“看守政府”状态，直接导致欧盟核心决策机制出现权力真空。
冗长的组阁谈判可能会让舒尔茨继续担任看守总理数月之久，导致急需的经济复苏政策被推迟，而德国经济已连续两年萎缩，企业面临全球竞争压力。
与此同时，德国政局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欧洲陷入领导真空，而此时欧洲正面临一系列挑战，例如特朗普威胁对欧盟发动贸易战，以及试图绕过欧洲加速乌克兰的停火谈判。
“特朗普使得欧洲再一次走向分裂”（绘制：Joan Wong，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
二、保守联盟的战略平衡术：在“大西洋主义”与“欧洲自主”间走钢丝
面对地缘政治变局，德国联盟党正在重塑其战略定位：
强化跨大西洋纽带：承诺将军费开支提升至GDP的3%，远超北约2%的标准。在数字领域，力推与美国共建6G技术联盟，试图在中国通信技术主导的5G格局外开辟新赛道。
捍卫战略自主性：重提2013年“默克尔手机监听门”事件，强调欧盟需要建立独立于北约的快速反应部队。该党外交事务发言人明确表示：“欧洲不能成为大国博弈的棋盘。”
这种看似矛盾的双轨策略，实则是应对美国对欧政策转变的无奈之举。拜登政府既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开支，又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实施变相贸易保护，迫使德国在安全依赖与经济竞争间寻找平衡点。在特朗普2.0时代，“交易主义”的回归进一步增加了欧盟国防负担。特朗普公开质疑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第五条，要求欧洲“付钱换保护”。
图源卫报（The Guardian）原创设计插图。卫报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打破所有谈判规则，这让他的盟友感到困惑。欧洲如今正处于十字路口。”
在特朗普政府的压力下，欧洲国家被迫增加国防支出，以应对可能减少的美国支持。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John Healey）建议欧洲国家将国防开支提高到GDP的3%以上，以确保自身安全。然而，这对欧洲国家的财政构成了巨大压力，可能需要在未来十年内额外支出约3.1万亿美元用于防务和乌克兰重建。德国被迫加速扩军（计划2031年前建成北约欧洲最大常规部队），但国内反战情绪与财政压力（“债务刹车”原则规定了有限的财政赤字率）制约执行。
并且，特朗普暗示可能削减驻德核武器（现存约20枚B61战术核弹），迫使德国重评估依赖美国核保护伞的风险，间接推动法德核合作讨论（但遭绿党反对）。
深层观察，我们也可见冷战遗产的持续影响：美国通过北约框架对德国安全政策的隐性控制，与柏林追求战略自主的愿望始终存在张力。这种历史包袱在危机时刻成为政治攻讦的焦点。
柏林的政治抉择也将定义跨大西洋关系与欧洲自主性的演化路径：
若传统政党守住对极右翼的“防火墙”可能加速“北约+”模式——在维持美国核保护伞前提下，推动欧盟建立“欧洲军参谋部”等平行架构，形成“美主攻、欧主防”的差异化分工。这种“有限自主”虽可暂时稳定德美关系，但会加剧法德对欧洲领导权的争夺。
若在之后的组阁谈判中，选择党成功联合执政：欧洲将面临“双速解体”——核心六国可能被迫启动“强化合作机制”，在防务、财政等领域建立排除极右翼国家的小集团。鉴于目前极右翼政权在东西欧的分布程度，这种“联邦化孤岛”虽能保全欧洲一体化成果，却会永久固化“东西欧分裂线”。
德国的外交与安全困境在华盛顿“联俄制华”的战略试探中更显严峻。虽然美国国务院否认该构想，但兰德公司（Rand）报告显示，部分智库确实在探讨分化中俄的可能性——这对严重依赖中俄市场的德国经济构成潜在威胁。
并且，美国在遏制中国的同时，也需要利用俄罗斯来牵制欧洲和亚洲局势。因此，德国对俄罗斯的政策将成为未来欧洲地缘政治的一大关键。
中美欧俄全球政治关系——友谊与冲突并存。图片来源：picture alliance / Zoonar | gd ae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三、朔尔茨时代的终结：多重危机的集中爆发与预测
社民党总理朔尔茨的执政危机，本质上是四重结构性矛盾的产物：
能源转型阵痛：俄乌冲突导致的天然气价格暴涨，使能源密集型的德国制造业成本激增35%。
安全政策失能：未能兑现“时代转折”承诺，德国国防军现代化进度滞后于安全环境恶化速度。
代际认知断裂：年轻选民对绿色转型的激进诉求与传统产业工人的生存焦虑形成对立。
经济命脉遇阻：作为出口占GDP47%的“世界工厂”， 中国市场占比下降冲击汽车产业
选择党AfD的崛起则将能源危机归咎于“气候激进主义”，承诺恢复煤电与核能、出于能源考虑，主张解除对俄制裁，推动“北溪-3”管道建设，同时要求收回让渡给欧盟的权力，重审欧元区机制。这种政策组合在萨克森州的汽车工人和巴伐利亚的农场主中引发共鸣。
德国民众对生活水平的悲观情绪达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点。同时，移民问题成为德国社会分裂的主要议题，相较于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期间的“欢迎难民”文化，德国民众对移民的态度已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情绪被AfD成功利用并加以强化。
在 2015 年超过一百万名难民抵达德国后，德国选择党（AfD）的支持率与对于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的抵制迅速上升。JOHN MACDOUGALL/AFP法新社/Getty Images盖蒂图片社
AfD凭借20%的支持率稳居最大在野党地位，其支持者构成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东部五州支持率高达32%，与西部地区的14%形成强烈反差。
这一差别和德国的冷战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自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东德一直落后于西部。1990年统一后，东德约80%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或关闭，制造业岗位流失超300万。失业率一度飙升至20%，传统工业区（如萨克森州）陷入长期萧条，形成“被抛弃一代”的集体记忆。
除此之外，西德资本主导的“托管局”以1:1汇率强制兑换东德马克，导致东部企业竞争力瞬间崩溃。东德人均GDP至今仅为西部的75%，甚至部分地区的儿童贫困率高达50%，对于生活在东部的普通人来说，这种经济落差催生了“二等公民”的身份焦虑。
东德40年的社会主义历史被全盘否定，前苏联体制下的教师、警察等群体遭系统性清洗。东德曾长期与外界隔绝，统一后突然面临全球化冲击。东部城镇的外国移民比例不足5%，却成为难民危机中安置难民最多的地区，加剧本土居民的恐慌。
在这种背景下，AfD乘势而起，告诉他们：“你们被西部的精英背叛了，你们的困境是移民和欧盟造成的。”历史记忆的真空使极右翼得以构建“反体制英雄”叙事，将新纳粹包装成“抵抗全球化”的力量。这种简单直接的叙述，在长期受挫的东部民众中产生了共鸣。
前东德地区每10万人口中新纳粹组织密度是西部的3倍。这些团体通过足球俱乐部、音乐节等渠道向青少年传播极端思想，并在社区治安真空地带（如德累斯顿）建立“无移民区”。
东德在历史上也曾长期是极端政治思想的温床。1929年，图林根州成为德国第一个纳粹党进入政府的州，当时经济困境让极端民族主义在这里大受欢迎。纳粹在1930年代初的选举中，东部票数远高于西部，因为东部农业经济脆弱，社会对“强人政治”的需求更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此次AfD得票率为20%，但其最大在野党的身份可能会进一步增进下一轮选举中民众给他们投票的意愿。并且，若组阁持续失败，总统可能解散议会启动重新选举，可能引发选民对代议制民主的集体怀疑。届时，是否会出现如2020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火烧白宫（Capital Riot）那样的暴乱？
图源: 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德国各州选民选出的“代表本州党派”结果，AfD德国选择党在东德占领明显优势（Bundeswahlleiterin, Europawahl [online]）2024 .
更值得关注的是选择党AfD与全球（右翼）民粹政权的联动。在东欧，波兰法律与公正党（Prawo i Sprawiedliwość)已公开声援AfD的移民政策主张，形成跨越国界的右翼统一战线。比如，AfD与波兰自由与独立联盟（Konfederacja）、匈牙利“我们的祖国”（Mi Hazánk）运动等东欧新民粹势力正在形成意识形态共振。在美国，特朗普在“Truth Social”（“真相媒体”，由特朗普媒体与科技集团所推出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为保守派的胜利欢呼。他的盟友埃隆·马斯克在竞选期间曾多次公开支持AfD。在这个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JD万斯也反对德国政客建立“防火墙”（Brandmauer）以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合作的底线。
历史经验表明，德国的政治危机从来不只是国家事务。正如马歇尔计划塑造了战后秩序，当下柏林的选择将重新定义21世纪的大国关系版图。在传统政党与右翼民粹力量的拉锯中，欧洲正站在决定其文明走向的临界点。
此图为2024年AfD选择党引发强烈争议的竞选海报。在海报中，该党派宣称要保护的“传统的国家家庭”为金发碧眼的家庭，而父母举起的手臂和纳粹礼有着惊人的相似。若选择党进入内阁，或作为最大在野党不断积攒自己的政治势力，德国是否会在二战技术后不到一个世纪，便再次走向纳粹化？
结语：历史的十字路口
从马歇尔计划到北溪风暴，德美关系始终是欧洲秩序的压舱石。而今柏林的政治僵局，恰逢美国战略界“欧洲责任论”的强势回归——从拜登的“乌克兰租借法案”到再一次兴起的特朗普“北约过时论”，华盛顿对欧洲的“有条件保护主义”日益清晰。
在这种全球失序的政治背景下，德国无论选择继续充当“跨大西洋桥梁”还是转身拥抱“欧洲堡垒”，都将面临身份撕裂：前者要求德国在数字税、钢铝关税等问题上对美做出更大妥协，后者则需承担重塑欧洲安全架构的巨额成本。这种困境本质上是冷战后"和平红利"耗尽的必然结果——当全球化保险机制失效，即便是欧洲最强大的经济体，也不得不在安全依赖与战略自主的钢丝上寻找新的平衡公式。
柏林议会大厦的每一次投票，都在书写这个问题的答案：一个没有能力自主保障安全的欧洲，是否注定永远成为全球棋局中的变量而非棋手？这个问题的解答，或许将决定西方文明下一个百年的历史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