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马车的等级制度：空间方位与数量差异
古代马车的等级制度：空间方位与数量差异
在古代，马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从空间方位到数量配置，马车的使用都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本文将带你深入了解中国古代马车等级制度的细节与演变，揭示这一独特文化现象背后的历史意义。
以空间方位定爵位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东、西、南、北、中各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反映到车文化上来，便是以车为坐标的“立朝之位”。公、侯、伯、子、男朝觐天子时，车马停在王宫大门前，上公下车立在车子东边的轴末，离王九十步；侯、伯立在车辕前面；子、男站立的位置在车衡的东边。大国之孤朝位在车前。据郑玄注，王站立在车轸前接受朝觐礼。
车文化与礼制
车文化在社会生活多个领域中都成了礼文化的载体或象征物。比如在宾主之礼中，它不仅仅是起像今天车这样一个运输代步的工具作用，而是直接参与了礼制的建构，成为礼文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主君郊劳，交摈，三辞，车逆，拜辱，三揖，三辞，拜受车送，三还，再拜。致馆亦如之。致飧如致积之礼，及将币，交摈三辞，车逆拜辱，宾车进，答拜，三揖，三让……宾亦如之，及出，车送，三请，三进，再拜，宾三还三辞……”迎送礼规定了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必须用车成礼。这仅仅是外交礼仪中规定的必要细节，至于像《周礼·秋官》“大行人”中以车为坐标的“立朝之位”，就完全是非车不成礼的构建物，车在这里一度驶进了礼场的中心。
数量上的等级差异
从数量上对车马的使用和拥有作等差规定，以示等级差别，是车礼的重要而明确的特点。《宋书·礼志》：“天子所御驾六，其余副车皆驾四。案《书》称朽索御六马。逸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晋国之法，上大夫二舆二乘，中大夫二舆一乘，下大夫专乘。此明等级也。”这个句子里的“舆”指车，“乘”，音“剩”，是四匹马拉车。上大夫两部车都各配四匹马（共八匹马），中大夫两部车只配四匹马，下大夫只有一部四匹马拉的车。韩非子特地强调说，这是“明等级也”，这样细致地规定车的数量，目的是为了表明、彰显贵族内部的等级差别。车队的数量也有明确的等差规定。相应于主车的级别，从车的数量有多少的不同。《礼记·少仪》记载：“贰车者，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
车礼的演变与突破
这些礼制规定还体现在一些严肃的礼仪场合如葬礼祭祀等。《礼记·檀弓下》载：“君之嫡长殇，车三乘。公之庶长殇，车一乘。大夫之嫡长殇，车一乘。”“国君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国君的嫡子在16至19岁死了，其丧事出殡时装载陪葬牺牲的车子用三辆，如果是公一级的嫡子死了，就只能用一辆；同样情况下大夫的嫡子死了，其车也只能用一辆。国君死了，要陪葬七包（个即包）的牲体，用七辆车来装运；大夫五包，用五辆车。礼数之等差自古以来一般都是差以二，唯唐有差以一者。礼有以多为贵，也有以少为贵者。但在车问题上似乎都是以多为贵的。
到了战国时期，从车的规定的数量的规定早已被践踏在地，被隆隆的从车队伍碾压得一塌糊涂，从车大大地超过了规定的数量。《韩诗外传》曰：“田子方之魏，魏太子从车百乘迎于郊。”《吕氏春秋》曰“今公行，(从车)多者数百乘，步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乘，步者数十人”甚至连最维护礼教的儒家人物也参加到破坏这条礼制的车队中。孔门弟子子路说：“亲殁之后，南游于楚，从车百乘。”儒家的第二号人物孟子出国访问交流，也是“后车数十乘”这一礼制规定看来在日常现实中只是一纸空文了，因为它成了阻碍车文化发展的一块绊脚石了。同时也可以看出礼制最容易也更多地是在数量规定方面被突破，因为它仅仅是一种调控性规则。
违礼的代价
对这些礼制规定，人们有时会遵守，有时会逾越超过，有时还会出现低于规定的情况，但少了也是不符合规定，也会招致批评的。譬如晏子身居相位，属卿大夫一级，他的父母死了，按礼制规定可以使用“遣车五乘”的风光排场来送葬，但他只“遣车一乘，及墓而反”，这就受到孔子的弟子有若的指责，说他“焉知礼”，虽然曾子为他辩解说是在提倡节俭，但从儒家宗师孔子所提倡的“死，葬之以礼”的原则来看，晏子的做法仍然有违于礼制。《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曰：“孙叔敖相楚，栈车牝马，粝饼菜羹…面有饥色，则良大夫也，其俭倡下。”栈车是士乘的车，孙是卿相，应乘更高级的轩车或“夏缦”，而孙叔敖却降尊纡贵乘士一级的栈车；不但如此，驾车的马还是母马，吃的是粗饭菜汤。身为“总理”级的领导人，这样节俭，乘这么低级的车，你叫下级怎么办呢？你要把他们逼到什么地步呢？所以孔子也不赞许他而说“不可，大（太）俭极倡（即逼）下”。同一民族对同一事之评价处理，古今制度风气之别、价值观之不同有如此之大乃至相反者，甚可异也，“矛盾文化”有以致之也。孔子说过犹不及”，这条原则的可逆形式“不及犹过”在这里转换成了它的现实逻辑等价物。
“不及”礼同样可视为放弃、无视甚至蔑视礼制定规而受到一些人的指责，但与超过礼制规定的“僭礼”行为相比，后者所受到的舆论攻击和处理都要严厉得多。“僭礼”之“过”在古代是有杀头的风险的。《汉书·韩延寿传》记韩延寿在东郡为太守时，“治饰兵车，画龙虎朱雀……驾四马，傅总，建幢棨，植羽葆，鼓车歌车；功曹引车，皆驾四马……”他的兵车上画着龙虎朱雀，用红色的丝织品缠饰车辖马镳，列着各种超大排场的仪仗，连他的属下“功曹引车，皆驾四马”，至少使用了王公一级的车队仪仗，大大超过了礼制规定的车礼，被御史大夫萧望之劾为“上僭不道”而遭弃市杀头。中国古代的礼是调控性的制度，常有出入而可松可紧，富有弹性；它能不能发挥功能，端赖监察纪检系统会不会认真稽查、执法者会不会严格执法。平时他们对于“非礼”行为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有所“僭礼”也不要紧，但若认真计较起来就有事了。
所以违礼时说没事也没事，说有事时就有事，而且可能是大事。韩延寿本来是个不错的官，他被杀时有很多老百姓来给他献酒送行，挥泪而别，而他出的这个问题也是从前的事了，但他偏偏和担任御史大夫的萧望之有过节，因此就倒了大霉，被“选择性执法”了。韩延寿被杀前曾经叮嘱他的儿子们不要再做官，他们在他死后也都辞职了；但到了他的孙子韩威，忘记了乃祖的遗嘱又去做官，做到了将军，而且也很受士兵的爱戴，但重蹈覆辙，“又坐奢僭诛”，连其原因都一样：“奢僭”。所以史家会说他是“延寿之风类也”。可能是基因遗传，爱奢华讲排场，这样就很容易发生超越礼制定规的“僭礼”行为，也容易遭人妒忌，他们祖孙两个都栽在了“僭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