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创业：包容性发展的机制探索
社会创业：包容性发展的机制探索
随着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参与的访谈节目播出，关于对优绩制的反思、对社会正义的讨论再次来到公众对话中。桑德尔曾回应约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指出其在精英主义和优绩主义问题上的局限。而在本文中，作者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引入社会创业领域，将正义视为社会首要美德，指引社会合作中的利益与义务分配。文章强调，过度关注个体层面的影响力可能会忽视对社会长期发展的影响。基于此，作者汲取罗尔斯理论的洞见，将社会创业锚定在避免思想体系的陷阱、增强影响力和赢得信任的基础上。通过这种框架，本文从关注长期机制影响力的视角，阐述了社会企业如何通过强化机制来促进社会正义，并为资助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实用建议。这种视角的转变，为构建一个更公平、更包容发展的世界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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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业（social entrepreneurship）领域常常将其规范基础（normative foundations）视为理所当然。在这个领域中，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s）寻求利用商业策略来解决社会问题。要判断一个社会企业倡议是否成功，关键在于评估这些社会企业对受影响人群的实际影响力。显然，社会企业家、资助者、监管者和受益者都应参与到这一评估过程中。这种观点不仅符合常理，而且得到了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和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等思想巨擘的支持，他们对人类能力的深刻见解在过去30年里一直激励着发展领域的工作。
了解社会创新（social innovation）如何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至关重要。但是，如果我们集中关注个体层面可测量的影响力，就容易陷入常见的陷阱。这是因为个体效应（individual effects）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从长远来看，往往是难以测量和理解的。关于社会创新的研究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一些起初充满希望、出于好意的努力，最终可能对更广泛的生态系统或未来的发展无所建树，甚至产生有害的影响。那些以改善人类生活为驱动力的社会企业，也可能陷入思想体系的纷争。例如，它们常因将一些被视作公共范畴的解决方案私有化，或者将一些被认为市场力量不宜介入的敏感领域商品化而饱受诟病。这些挑战使得社会企业常常面临来自资助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质疑，因为他们很难将社会企业与其他组织形式区分开来，也难以认识到它们的相对优势和局限性。
社会企业家如何克服这些障碍？我们相信答案在于将这一领域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之上：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政治哲学。罗尔斯最初可能看起来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选择。他因提出平等主义的正义理论（egalitarian theory of justice）而闻名，这一理论对政治和法律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罗尔斯对社会创新和项目评估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可能是因为罗尔斯几乎没有直接讨论过组织问题。但通过深入理解罗尔斯的理论对社会企业的意义，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关键的资源，这些资源能够帮助社会企业稳固其工作基础，并带来持久的影响。
在罗尔斯看来，正义是社会的第一美德（justice is the first virtue of society），它像北极星一样指引着社会合作中利益与义务的分配。正义规定了人们如何公平地享有权利、义务、机会、权力和尊重。它要求建立和维护公共机制来提供基本的公共品（public goods），例如法律体系、税收机制、社会保障、竞争市场以及健康和教育服务。此外，还需要建立机制以确保私营部门的平等准入，并限制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不平等现象。正义的原则应首先适用于这些机制。当这些机制发展不足或表现不佳时，我们不能指望私营组织和个人直接来填补空缺。私营实体无法提供普遍的问责制，也无法有效地协调战略，更不能确保贡献和利益的公平分配。相反，正义创造了培养机制（institutional capacity）的责任，增强了社会核心机制建立和维护公平合作条件（fair terms of cooperation）的能力。
努力确保社会的基本结构具有坚实的正义性，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目标，使其能够在多个维度上实现正义。将战略与加强机制能力相结合，还可以帮助组织避免重复或与平行倡议的工作相冲突，并防止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组织。
虽然组织无法弥补缺失或表现不佳的机制，但它们可以为正义制度的发展和维护做出重要贡献。当然，组织可以倡导机制改善，并为弥补机制不足。但是，社会企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社会和市场元素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加强制度能力带来了不那么明显但同样重要的可能性：
· 通过提供概念验证（proofs of concept）来呈现正义的替代方案。当市场存在剥削性或排他性时，社会企业可以示范实践，生动地展示更公平的替代方案的可行性。例如公平贸易倡议、工人所有制合作社和低利润的烹饪炉灶。
· 在竞争压力下激励问责制。社会企业可以对公共部门和企业产生间接影响，进而促使它们采取措施遏制腐败、提供公共品和降低服务价格。例如，在加拿大魁北克市，一家提供平价殡葬服务的社会企业使整个殡葬行业的价格欺诈行为有所减少。
· 帮助正义制度实现其目标。社会企业可以协助完成正义制度旨在完成的工作。工作融合社会企业（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s，WISEs）就是一个例子，它对于确保边缘化群体的就业机会至关重要，即使在残障政策较为完善的国家也是如此。
· 拓展主流之外的选择。社会企业可以通过增加新的劳动、消费和参与的机会，来补充正义制度所做的工作。以圣丹斯电影节（Sundance Film Festival）为例，它为独立电影的制片人和消费者创造了新的机会。
社会创新是一个竞争激烈且充满困惑的领域，众多组织类型和战略都声称能够改善公共品和推动社会进步。资助者和政策制定者在识别社会企业及其潜在价值方面存在挑战。以下是他们可以采取的方法：
· 专注于制度层面的影响力。评估社会企业和你自己的工作时，应基于对机制的长期影响力，而不仅仅是对个体的短期影响。
· 考虑环境因素。要评估社会企业的有效性，必须考虑它们所处的具体环境。在那些机制较完备的地区，社会企业可能不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但其贡献依然具有价值。
· 协调分工合作。在各项倡议之间建立明确的界限和沟通机制，以防止工作重复和资源浪费，并加强合作，共同推进社会正义。
· 支持规范的明确性。为了推动影响力和建立信任，提供基于规范原则的明确指导方针，以评估社会创业。同时，对那些不达标的项目严格审查。
在慈善领域，对量化评估指标的单一关注已经有所减退，人们开始转向支持系统性变化。然而，在社会创业领域，这些评估指标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社会创业通过调整管理策略（如影响力量化评估），寻求精确地利用市场活动来改善社会。这些策略通常侧重于规模化和加快进度等目标，通过测量所覆盖、培训或治疗的受益者数量来评估其影响力。但这种方法可能会助长一种误解，即在试验中观察到的改善通常会在不同环境产生类似的结果，或随着更多投资而线性增长。我们认为，这些测量标准未能充分捕捉社会创业的全部潜在影响力——不仅因为它们采用了不可靠的指标，还因为它们未能关注正确的测量对象：社会企业如何为建设正义制度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
以下是如何转变关注焦点的方法：
· 扩大影响力目标。超越直接产出，考虑社会创业对机制的长期影响力。
· 专注于叙事性报道。结合故事和定性数据，突出对社会正义的间接贡献。
· 重新审视战略指标。制定新指标，以反映公平和公正等更广泛的目标。
· 接纳复杂性。认识到社会企业运作的复杂背景和环境，并相应地调整影响力评估。
通过汲取罗尔斯政治哲学的洞见，我们可以将社会创业锚定在避免思想体系陷阱、增强影响力和赢得信任的规范基础上。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明确且实用的框架，以理解社会创业如何促进社会正义。对社会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它们可以采用更广泛、更长远的影响力评估方法。对于资助者和政策制定者而言，这提供了一种区分社会创业与其他实践以及评估不同倡议的途径。
结合这些理念，我们能够确保社会创业的贡献既富有意义又具有可持续性。通过关注机制，我们能更好地支持社会企业发挥其推动转型的潜力，共同创造一个更公平和正义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