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与西学东渐
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与西学东渐
自1510年葡萄牙占据印度果阿起，果阿便成为了耶稣会在东方传教的基地。无数怀揣着"传播天主福音”理想的耶稣会传教士源源不断地自果阿出发前往马来亚、暹罗、中国、日本等地传教。
仁慈耶稣大教堂 16世纪 印度果阿邦果阿旧城 天主教教堂
方济各·沙勿略就是这些耶稣会传教士中的一个。沙勿略与1549—1551年间前往日本布道。在日期间，他发现日本乃至整个东亚的文化都深受中国影响，他认为耶稣会在东亚传教的重心理应是在中国传教。1552年8月，沙勿略到达广东台山上川岛，成为第一个踏上中国土地的耶稣会教士。但当时的明朝实行“海禁政策”，因此明朝政府拒绝了沙勿略入境的请求，沙勿略在忧虑之中染上了疟疾，逝世于上川岛。
《圣方济各·沙勿略乘船抵达中国图》 1753 油画 凡尔赛宫与特里亚农宫国立博物馆
尽管沙勿略并没有真正进入中国内地，但他的事迹鼓舞了后续的耶稣会教士前往中国传教的热情。
《圣方济各·沙勿略的奇迹》 彼得·保罗·鲁本斯 1617—1618 油画 维也纳艺术博物馆
继沙勿略之后的另一位著名耶稣会传教士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其于1582年被派遣前往中国传教。利玛窦成功地觐见了万历皇帝，并与众多朝臣和士大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其在明廷的活动开启了后续多年耶稣会教士被准许进入中国的大门。他制定的“ 一方面用汉语传播基督教；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博取中国人的好感”的“利玛窦规矩”也被后续来华的耶稣会教士所遵循。利玛窦在华期间除了传教之外也积极传播了西方的几何学、地理学等知识，除此之外，他还将儒家经典《四书》翻译为拉丁文送往西方，为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科学交流做出了深远的贡献。
《几何原本（满文版）》 白晋（传教士）张诚（传教士）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 纸质书籍 故宫博物院
《几何原本（汉字版）》 徐光启、利玛窦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 纸质书籍 故宫博物院
清朝建立以后，耶稣会教士来华更为频繁。顺治朝有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开创了清朝两百多年一直任用耶稣会传教士掌管钦天监的传统。
铜镀金圆盘日月星晷仪 德国科隆造 1541 铜镀金天文仪器 故宫博物院
除了汤若望外，比利时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也得到清廷重用。南怀仁曾担任康熙皇帝的科学老师，并在去世后得到“勤敏”的谥号。
银镀金浑天仪 南怀仁 清·康熙八年（1669） 银镀金天文仪器 故宫博物院
由于耶稣会传教士在康熙末年普遍支持雍正皇帝的政敌，因而雍正即位之后，将大批耶稣会传教士从北京驱赶回澳门和果阿，仅有郎世宁等少数几人被允许留居北京。
郎世宁出生于意大利米兰，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来到中国，一生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中国从事宫廷绘画工作五十多年，并参与了圆明园的设计，是清朝十大画家之一。
《圆明园长春园图》 郎世宁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 铜板刊本 故宫博物院
《乾隆皇帝大阅图》 郎世宁 清·乾隆四年（1739）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
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客观上促成了第一波西学东渐，也将中国的儒家经典传播到了西方。但耶稣会传教士最终既没有达到最初大规模传教的目的，也没有从根本上让对外封闭的明清两朝开眼看世界，但他们对16世纪以来东西方第一波大规模文化科技交流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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