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杀术士600年后，秦始皇沦为暴君，孔安国：他灭典籍，焚书坑儒
坑杀术士600年后，秦始皇沦为暴君，孔安国：他灭典籍，焚书坑儒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事件。一方面，它被视为秦始皇加强思想控制、巩固统治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它也被认为是文化浩劫，导致大量典籍损毁。然而，历史真相往往比简单的标签更为复杂。本文将深入探讨焚书坑儒的来龙去脉，揭示这一事件背后的多重面相。
李斯“焚书”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针对淳于越封建诸侯的提议，李斯上疏反驳，并顺势提出“焚书”之举。
其实，从李斯的视角看去，焚书有它的逻辑必然性。
在李斯的上疏中，对淳于越请求分封之事，只用了“三代之事，何足法哉”8个字，便已驳斥一尽。随即，将淳于越之流定性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而像淳于越这样的人，所在多有，“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人则心非，出则巷议”。人之所学，则是源于书本，因此，禁书乃至焚书便是斩草除根的应有之义了。
古人竹简刀笔，著书匪易，不比今日，每年都有数十万种著作出版面世，借用叔本华的话来说，还都是些“内容丰富、见解独到而且全是少不得”的著作。这也就决定了秦帝国焚书的品种不可能太多，大致为：
一、史官非秦记者，即六国之史记，以其多讥讽于秦。
二、诗书、百家语。尤其诗书，乃是淳于越之流以古非今的武器仓库。烧之等于缴械，看尔等还怎么援引过去。
需要特加注意的是，从李斯的上疏可知，当时秦帝国所有的书籍，包括明令烧毁的在内，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备份。
朱熹也说：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
至于民间，如果私藏禁书，抗拒不交，他们将接受黥面和戍边筑长城的处罚。
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但在刑罚严酷的秦国，这却算得上是轻罚了，并不严厉。而且，这样的处罚还是在藏书被官府发现的前提之下，如果未被发现，自然也就不用追究。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禁令中，焚书并非第一要务。“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李斯和秦始皇自然也明白得很，焚书哪能焚得尽！焚书只是一种手段而已。且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我们会很奇怪地发现，偶语诗书的罪罚，居然远比私藏诗书的罪罚还重。私藏诗书不过黯为城旦，偶语诗书却要弃市掉脑袋。
再加上罪罚更重的“以古非今者，族”这一条，可以判断，禁令的最大目的，是禁止民众议论当今政治，其次是禁止民众讨论古代政治。归结为一句话：禁止议论政治。庶人不议，然后天下有道，这大概就是禁令背后的逻辑依据吧。
项羽焚书
对秦帝国的这一举措，清人刘大魁也做出了详细的解释：“其所以若此者，将以愚民，而固不欲以自愚也”。
《史记•六国年表》云：“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
王充《论衡•书解篇》云：“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
这两条记载表明，至少在汉代，古籍中的精华部分诗书诸子，都还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另一方面，由于所有的古籍都在宫廷留有备份，只要秦国不灭，可想而知，这些古籍便将一直完好地留存下去。
然而，诸多古籍湮灭无踪，后世永不得复见，这却要特别“感谢”项羽。
众所周知，项羽不爱读书，生性暴戾，攻入咸阳之后，首先是屠城，然后搜刮金钱妇女，临去再是一把大火，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秦帝国的珍贵藏书，就此付之一炬。可怜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最终只化为若干焦耳的热量而已。
所以，刘大魁作《焚书辨》，毫不客气地指出：“书之焚，非李斯之罪，实项羽之罪也。”
单就秦国焚书而言，其所引起的实际损失，可能也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严重。《汉书•艺文志》所载677种著作，其中约有524种，即77%,现在已不复存在。这个事实说明，汉以后的几个世纪，特别在印刷术流行前，文献损坏所造成的总的损失，也许大于秦代的焚书。
因此，可以想象，即使没有焚书之事发生，传下的周代的残简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现在实际存在的数量。
“坑术士”
“焚书“之后一年，”坑儒“也紧随其后。公元前218年，秦始皇狂热地迷上了仙人和不死神药，四处笼络和招揽术士，酬以重金，资助他们为自己去寻访仙人和不死神药。前后几次寻访，都以失败告终。然而，秦始皇并不气馁，资助的规模和力度反而越发加大。于是乎，满世界的术士云集咸阳。秦始皇是来者不拒，只要术士提出一个主意，马上就能圈到一笔庞大的经费。秦始皇心中清楚，这四方奔来的术士，大半都是南郭先生，可是没关系，他不在乎这些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广种而薄收。然而，一晃6年时间过去了，秦始皇连仙人和不死神药的影也没见着。术士们不免心虚起来，事已至此，不管好赖，总得给秦始皇一个交代。于是行起缓兵之计，将失败的责任推到秦始皇身上。
术士卢生向秦始皇汇报说，臣等之所以屡次求仙人和不死神药而不得，是因为有恶鬼从中作祟。陛下应该忘记皇帝的身份，将自己打扮成普通人，以避开恶鬼。避开了恶鬼，则真人自至。陛下也不能处理国事，不能接触朝中大臣，否则就不能恬淡，为真人不喜。陛下所居之宫，亦不可让任何人得知。
卢生这一番堂皇的理论，未尝不是一种自脱之术。只是，让秦始皇放弃权力，远离国事，与世隔绝起来，这个要求未免髙得有些离谱。按卢生的想法，最好就是秦始皇知难而退，不愿配合，然后求仙这事就这么自然而然地黄掉。无奈，秦始皇已经走火入魔，竟真信了卢生的话。为
他首先放弃了“朕”这一皇帝的专用自称，改而自称真人。又按照卢生的建议，将咸阳200里之内的宫观，以复道和甬道相连，每个宫观之内，皆充以帷帐钟鼓美人，以乱人视听。行踪所到之处，胆敢泄露者，死罪。秦帝国的政务处理，照旧在咸阳宫内进行，只是秦始皇不再出席。群臣奏事，则对着空空的皇帝宝座，仿佛是在对着蓝幕表演，煞是考验他们的演技。某日，秦始皇驾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李斯车骑甚众，心中大为不快。有众人悄悄转告李斯，李斯于是轻车简从。
秦始皇知道后大怒，道此中人泄吾语。寻找泄密者，无人应承。于是诏捕当时所有在身边的人，一律杀之。从此之后，再无外人得知秦始皇的行踪。秦始皇此举，虽未必是冲着李斯去的，却也让李斯的面子上很不好看。而在那些术士们看来，秦始皇为了成仙，连丞相李斯，他最亲密的战友，都不惜翻脸，可见其对成仙的认真和执着。秦始皇越执迷不悟，给术士的压力则越大。如果秦始皇意识到自己被骗，他将要展开怎样的报复。那些先知先觉的术士，开始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最早开溜的术士是侯生和卢生。荒谬的是，临走之前，两人还煞有介事地来了一场技术探讨，将秦始皇毁了个“底朝天“。最后，得出秦始皇求仙必然不能成功的结论。侯生和卢生二人亡命而去，秦始皇的愤怒是可想而知。要知道，秦始皇豢养的术士虽多，却独独对他二人最寄厚望。而侯生和卢生这两人也确实不地道，光顾着自己逃命，却浑然不顾那些还留在咸阳的同行们的死活。果不其然，他们刚逃走没几天，一场灾难就开始降临在他们的同行身上。秦始皇一声令下，还没来得及逃离咸阳的术士们被悉数缉拿归案，关押一处，严刑拷打之下，诸生为求自免，互相揭发，乃至不惜编造，牵引诬告。审理下来，得犯禁者460余人，皆坑于咸阳，使天下知之，以为警戒。此一事件，后世往往和焚书并列，合称为焚书坑儒。
坑儒
但究其原委，所谓坑儒，本只是对良莠不齐的术士队伍的一次清理整顿而已。这被活埋的460余人，乃是候星气、炼丹药的术士，并非儒生。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也有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可见，根本就没儒生什么事。
那么，坑术士又是在何时开始被误传为坑儒的呢？
首先提出坑儒的，是在600年后的东晋年间。梅颐献《古文尚书》，附有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序》，其中说道：“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这时，坑术士第一次被变性为坑儒。后来，随着《古文尚书》被定为官书，坑儒的说法于是沿袭下来，遂成定论。对于梅颐所献的《古文尚书》及孔安国所作《尚书序》，前人多有辩疑，到了清代，其伪书的身份已成盖棺定论。伪造者虽千差万别，心态却完全一致，那就是莫不希望以假当真，成功蒙蔽世人。《古文尚书》的伪造者虽已不能得知，但其心态却也同样如此。所以才会多伪造出《尚书序》来，并假托在孔安国名下，以形其真。作为掌握了主流话语权的儒者，他们也无意纠正这一错误。一方面，他们高唱、复古师古之调，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深谙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道理，只要历史有利于当下，则其真伪又有什么要紧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