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的简史漫谈（下）
美国最高法院的简史漫谈（下）
美国最高法院是美国司法体系的核心，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从最初的共用办公场所到如今宏伟的大楼，从法官人数的变动到在民权运动中的重要作用，最高法院的发展历程见证了美国社会的变迁。本文将为您详细介绍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沿革及其面临的现代挑战。
最高法院大楼的建设
虽然国会拥有国会大厦，总统拥有白宫，但政府的第三分支直到1935年才拥有自己的建筑。从1800年到1935年，最高法院实际上与国会共用办公场所。
1929年，时任首席大法官、美国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说服国会拨款建造美国最高法院大楼。三年后，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政府第三分支的总部开始动工。遗憾的是，塔夫脱和大楼的建筑师卡斯-吉尔伯特，都没能活着看到大楼于1935年10月竣工。
与国会大厦和白宫（除总统官邸外）一样，最高法院大楼也对公众开放，可容纳众多访客。此外，与其他两个政府部门总部一样，最高法院大楼也有自己的保护性警察部队，最高法院警察部，与国会大厦警察和白宫特勤局制服处形成互补。大楼内有四个审判室、一个庞大的法律图书馆和许多办公室。
为了避免最高法院被视为其他政府部门的附属机构，选择了一个不与国会大厦或白宫正对面的新地点。最高法院大楼位于东北第一街一号，在国会大厦正东、国会图书馆正北。
最高法院法官人数的变化
美国最高法院历史学会提供的图表显示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的变化，直至目前的九名大法官
许多人认为，美国众议员（435人）、参议员（100人）和最高法院大法官（9人）的人数是固定不变的，由美国宪法确定。然而，这些数字实际上并不受宪法约束，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正如众议院的规模在1789年至20世纪20年代之间有所扩大，参议院的规模在1789年至1959年之间有所扩大一样，最高法院的规模也在1801年至1863年之间有所扩大。1869年，最高法院确定了目前的九名大法官的规模。然而，一部简单的联邦法律就可以改变大法官（或任何联邦法院的联邦法官）的人数。
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法院包装
1937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提出了一项增加最高法院法官人数的计划，从而引发了争议。批评者称这一"法院打包计划"是试图让法院自由化，因为保守派多数正在推翻几项，支持自由派的新政改革。根据罗斯福的提议，他最多可以增加六名新大法官，由他提名，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确认。尽管罗斯福声望极高，但即使是许多支持者，也对他的提议表示反对，总统被迫放弃了这一提议。许多美国人错误地认为，总统试图做的事情是违宪的，时至今日，扩大最高法院法官人数的想法仍然备受争议。
最高法院与民权运动
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著名的，布朗诉董事会裁决后一天拍摄的照片
与19世纪50年代的废奴运动类似，20世纪50年代初的民权运动，也因南方议员拒绝接受州议会，和国会的民权立法而举步维艰。有色人种协进会无法在南方政客面前取得进展，于是起诉堪萨斯州托皮卡教育委员会，理由是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因此违反了美国宪法。
最高法院曾在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的判决中，支持各州在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离。1954年，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一致（9:0）做出裁决，推翻了普莱西案的判决，这也是最高法院最著名的判决之一。法院援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同意基于种族的隔离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因此是违宪的。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是民权运动的开创性时刻。
继"布朗诉董事会"案之后，法院又做出了其他支持民权的判决，例如州际公交一体化诉讼。在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的领导下，沃伦法院在1953年至1969年期间，做出了一系列自由主义的判决。
后民权时代回归保守主义
尽管沃伦法院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大幅扩大了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权利法案》赋予的自由），但在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的领导下，最高法院又变得更加保守。1978年，伯格法院在"巴克诉加利福尼亚州"一案的判决中，对民权运动的胜利进行了相对的反击。通过禁止种族和性别配额限制平权行动，巴克案的判决有时被认为是民权运动的终结，为始于1948年哈里-杜鲁门总统整合武装部队的改革画上了句号。
自2020年以来，最高法院一直是保守派的超级多数（任何大于半数加一的多数），九名大法官中有六名由共和党总统任命。这为保守派带来了公共政策上的优势，2022年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中的裁决，为这一优势画上了句号。保守派法院的这一重大裁决，推翻了1973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该判决阻止各州禁止堕胎。因此，罗伊案和多布斯案，成为自美国内战以来最高法院最具争议的判决。
现代与司法独立的伦理辩论
最近有关最高法院法官不道德行为的指控，再次引发了对美国最高法院进行适当监督的争论。尽管美国宪法允许对联邦法官进行弹劾，但这只是一种党派行为，许多人认为这种行为过于软弱，无法起到问责的作用。弹劾需要美国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才能定罪和免职，除此以外，对联邦法官的不当行为，没有其他正式的制约。批评者呼吁通过立法来加强对这些法官的问责。
最高法院在道德方面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法官可能会因为经济利益而对"特殊利益"（利益集团）唯命是从。富裕的利益集团成员，提交法庭之友书状游说联邦法院，他们可能会向最高法院大法官，或其家人提供好处以赢得好感。虽然大法官在审理上诉案件时，如果有既得利益（如在出庭公司的投资），应主动回避，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愿的。据称，如今仍"在任"的多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审理可能偏袒一方的案件时都没有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