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古都，为什么是这五个？
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古都，为什么是这五个？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五大古都见证了朝代的兴衰更替，它们在不同时期扮演着重要角色，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这些都城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见证。
中国古代一统王朝及分裂时期，近现代的首都，大多在如今的五个城市或其周边。这五个城市为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和开封。其中西安、洛阳、北京最为重要，南京次之，开封只是过渡性古都。
从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角度来看，这五个城市可分为两组。西安、洛阳与开封呈东西向分布，北京与南京呈南北向分布。两组首都所处历史时期明显分开，前组占前大半段历史，后组占后小半段历史。
深入分析可知，每组定都过程及变迁皆有往复徘徊之象。一段时期内常同时有两适宜建都之地，难作绝对取舍，故首都常在此两地间来回搬迁，不单王朝变更后有，一朝代内也有短时迁移或两都并建情况。如周唐间西安洛阳皆适宜建都，唐末至北宋是洛阳开封徘徊期，金至今是北京南京往复期，长达八百年且因与当代相关而重要，分析其变迁或能懂背后政治地理因素。
从政治地理视角而言，适宜建都的地点需从多层面考量，其中有两大关键层次：一是全国领土范围内的地理区位；二是建都地自身的地理环境，涵盖自然条件与人文基础。第一层次的考量包含两方面：一是选取全国地理中心或利于控内御外的位置；二是考量与统治集团发源地的相近程度。
从最基础最常见的思路来看，一国政治中心应在国家地理中心，便于全国行政管理。《禹贡》五服制和《周礼·职方》九服制皆以天下之中为原点展开。以地理中心为都的思想简单易懂，无需拔高。唐前中国重心在黄河流域，天下之中在三河，即核心区，缩小到一点就是洛阳，所以从西周到唐代，有在洛阳建都的事实或打算。
王朝领土范围中心建都是理想，却未必是现实最佳。政治军事经济因素需起实际作用，为长治久安，要控内御外。唐前西安一带合适，关中平原对山东居高临下且有四塞之固；洛阳无此优势。御外方面，唐前外敌多来自西北，强盛王朝首都偏西北利于抗敌自保，宋后外患变化，首都定位也受影响。
另一个与地理中心相矛盾的因素是政治根据地，王朝时代称作龙兴之地。统治集团通常会把首都定在离自己起家的政治根据地较近之处，此因素极为重要，周秦隋唐等如此，辽金元清也不例外。像后梁朱温、明太祖与明成祖（各选不同地点），南京国民政府等亦如是，割据江东的孙吴政权也有“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之语。
除上述因素外，首都所在地的经济地理条件也颇具重要性。虽首都粮食等用品可全国调配，但需保证基本供应，故都城需有产粮平原。五大都城皆具此优势，且交通条件与之相关，首都需在交通枢纽，利于政治控制与经济供应。
这些条件相互补充且相互制约，所以中国都城，尤其在统一王朝时期，会出现两种情形：一是难有一地完全满足条件，便会有某时期在两城徘徊建都；二是三千年来主要都城少，唐前仅西安、洛阳，开封为补充，金后至今主要是北京，南京只是权宜之计。下面以历史事实详析上述结论。
中国的疆域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了诸多变迁。从古代的广袤疆土到近代的格局调整，每一个时期都有着独特的疆域特征和演变历程。它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兴衰与发展，是历史的重要见证。
周的先辈为开拓东方，政治中心从关中西部持续向东迁移，周文王定位于丰，在今西安以西丰水西岸。武王又迁到镐，与丰隔水相望。武王伐纣后，镐京偏西，洛阳居中原中心，武王有建都想法。《逸周书·度邑》《周书·洛诰》都有记载，洛邑成为与镐京并立的都城。
镐京始终未迁，原因有三：关中自然条件佳，粮食充足；离前敌近，利于抵御且有险可守；与周人发源地近，有政治后盾。但它非全国中心，不利于行政治理，东周王权衰落时，都城东迁王城。洛阳处天下之中，利于行政管理与商贸往来，却防守困难，伊洛小平原无险可守，真正打仗时并非用武之国，内部叛乱时安全性也不如西安。
西安与洛阳两地在定都方面各有优劣，难分伯仲。唐以前统一王朝都城常徘徊迁移，如秦定都咸阳，汉先居洛阳后迁长安。此后东汉、西晋等也多以洛阳为都，汉晋之际都城更是在两都间奔波，显示两都难以有绝对优势。
隋代再度统一天下，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全国性首都仍在东西轴线上。隋建大兴城定都今西安，却重视洛阳，炀帝以其为东京，两都并建且常居洛阳。
唐代虽以长安为都，高宗后移居洛阳称东都，武则天定都洛阳，长安成陪都，玄宗前期多次居洛后才定长安。这种情况说明洛阳将取代长安，唐末昭宗被逼迁都洛阳，长安自此失去首都地位，唐末后东西轴线上首都在洛阳与开封间更替。
中国地域辽阔，从西周到唐代两千年间，难道真就没有第三个建都之地，只能在西安与洛阳间抉择？确实如此。古代疆域主要在黄河与长江流域，文化经济重心也在黄河流域，适宜建都之处除西安洛阳外，确实再无第三处。且建都时间长，人文积淀深厚，从西周起便是政治中心，其他地方难与之比。
西安、洛阳东西间迁移幅度较大，南北位移仅一度左右，实则它们与开封近乎在东西直线上，可视为建都的东西轴线。元代大一统前，统一王朝首都多在长安与洛阳间徘徊，开封勉强可选。唐末起，朱温因控制政权等原因定都开封，后又有迁都洛阳等举动。
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都城建设开始脱离长安、洛阳一线，出现南北位移，可谓后来首都偏离东西轴线之开端。北朝仍可能建都长安或洛阳，南朝则只能在长江流域，而长江流域仅有三“陵”有建都可能，分别是秣陵（后称金陵）、江陵、广陵。
广陵即如今的扬州，仅做过西汉诸侯国吴国的都城，气势略显不足。至隋代南北运河建成后，其经济地位才大幅提升。江陵位于长江上游（按现今来说是中游），离南方最富庶的江东（今称江南）过远，所以东汉末年，最适合做半壁江山首都的地方，当属秣陵，也就是今南京。南京处于富庶之地，地理环境优越，前有大江，南连重岭，形势绝佳。自诸葛亮称“金陵，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后，历代帝王皆认为南京是定都的佳选。孙权将秣陵改为建业，作为吴国都城长达七十年之久（除去两次短时迁都武昌［今湖北鄂城］的时间，也有六十年，比明朝和南京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的时间还长）。东晋起，在由建业改名的建康建都，历经南朝宋、齐、梁、陈四代不变（其间梁元帝都江陵两年，可不予考虑），作为六个朝代都城的时间总计达三百三十年，统治着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等广阔地域的半壁江山。
今北京一带于此同时，因处中原边缘，长期仅为州郡级首府。更早时它只做过燕国都城，燕起初是西周诸侯，后为战国弱国。北京处中原王朝边缘，难以选为其首都或占据北半个中国政权的都城，而是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才逐渐成为陪都乃至首都。
契丹族在东北崛起，后建契丹国，势力渐入中原。五代后晋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契丹国南界达今河北中部。938 年改国号为辽，建幽州为陪都燕京。12 世纪初，女真灭辽北宋建金，仍以燕京为陪都。1153 年，金迁都燕京改称中都。13 世纪初，忽必烈迁开平府为大都，北京自此成为中原王朝首都，且因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带来版图变化，更显其建都适宜。
从自然条件看，北京山前小平原位于华北平原最北端，既控扼天下，又背靠边疆民族发源地。往北通燕山山地山口入蒙古草原，东北沿渤海边缘大路进松辽平原，南经太行山山麓通道达中原核心，形势绝佳。清入主后，北京地位延续，北洋政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皆依此势，除西安外，全国无城市可与之比，形势决定选择。
南宋面对金的对峙，按前朝惯例似应建都南京，然宋高宗无恢复全宋之雄图，且金兵曾南下至长江以南极远，赵构便躲到更偏安的杭州。这是割据南方政权的特例，不多赘述。
重点应说南京作为全国性首都之始。1368 年朱元璋称帝建明朝，以应天府即南京为首都，因其有帝王之宅之势且离淮西老家近。朱棣夺帝位后思路不同，打算迁都北京，原因有几方面。明朝前期，北京与南京间有旷日持久的往复阶段，从建明到定都北京历经七十多年，从永乐元年两京制度算起也近四十年。
清朝取代明朝而兴盛，毫不犹豫地选择北京为首都，与金、元时期思路一致。民国时期，北洋政府以北方为基础定都北京，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则因江浙财团选择南京。北京地理区位优越于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以北京为都。从北洋到南京国民政府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与南京的往复虽短于明朝，但南京被选为明初与国民政府首都，与统一行动方向有关。
英国地理学家柯尼希（V. Cornish）深入研究首都地理条件后指出，建都需具备三条件：一是自然仓库，首都附近资源丰富粮食充裕；二是交通枢纽，位于要道交汇处交通便利；三是要塞，便于防守。这三点对首都很重要，西安符合，洛阳仅符合交通枢纽，故建都优势不如西安。汉时西安洛阳合适，经济重心南移后，首都出现南北分化，北京因政治因素占优。
然而柯氏的归纳与中国的实际状况并非完全一致。在传统中国，地理“态势”是建都的关键因素之一，乃中国文化的重要要义。如西安与洛阳相较，西安态势更优；北京与南京相比，北京态势更佳。故中国自古的首都以西安和北京最为强势，是有其缘由的。所谓态势，实则是一种政治地理特性，在中国首都定位中极为重要，可视为中国文化与人文地理的特征。
另一个关键政治地理因素为统治集团的政治根据地与首都的关联。中国古代历史是王朝更替史，每朝兴起皆与政治根据地紧密相关，此乃王朝依托的政治根基，故一般情况下，首都定位会靠近或不远于此基础。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若二者矛盾，会优先考虑地理形势，如西汉定都长安。政治基础有两面性，可保王朝长久，也可能阻碍革新，此时需迁都避旧势力干扰，如秦孝公迁都咸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在与首都定位相关的政治地理要素里，存在一对矛盾，即形势紧要与中心至上的矛盾。定都于西安与洛阳之间的徘徊，便是这对矛盾的体现。这是难以决断的矛盾，形势更重要，且天下之中的好处只是道里均衡，若不符合其他条件，未必选作建都地，交通枢纽可弥补位置缺陷，如西安与北京。
首都的定位是极为复杂的事宜。本讲着重剖析首都在全国范畴内的地理区位，简略提及其所在地点的自然与人文状况，旨在从政治地理角度加深对定位历史过程的理解。都城布局与宫城结构的研究属另一问题，是确定首都位置后的第二步工作，与政治地理关联较小，留待日后请教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