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里的翻译现场：如何从私人记录还原历史细节？
日记里的翻译现场：如何从私人记录还原历史细节？
日记是宝贵的翻译史研究资料，为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或数据支撑。日记研究深入翻译者的内心世界，揭示了翻译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尽管日记研究存在一些困难，但其学术价值与发展空间依然巨大。
日记是由个人创建的定期性、及时性、私人化排日记事文件。作为撰主在特定时空背景下日常生活的半结构化记录，其形式相对固定但又富于变化，内容包罗万象，功能多种多样。日记既可以是文字性的，又可以是图片、音频、视频等多模态的；既可能是自发的私密书写，又可能是应邀的公开分享；既可能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又可能是虚构的文学叙事；既可以是一人持续多日的见闻记载，又可以是多人同时记录一日的活动，如英国“大众观察项目”。这些特点使得日记成为值得学界关注和深入研究的特殊文类。
日记是翻译史研究的直接史料
日记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结绳记事。从东西文明史看，日记的原型是编年史著作，如《春秋》《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等。一些国家（如日本）流传至今的早期文学作品也具有日记的某些特征，但此类文献缺少日记典型的私人性或时间结构。西汉“王奉世日记牍”“元延二年日记”等简牍文献、东汉马笃伯记录光武帝封禅泰山的《封禅仪记》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批日记文献。唐代李翱的《来南录》、宋代黄庭坚的《宜州乙酉家乘》等，大体奠定了后世日记文书规制基础。十七世纪，日记在欧洲成为一种固定的个人记录方式，不少教会人士、政治家、学者、科学家、旅行者的日记被保存至今，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佩皮斯日记》《伊夫林日记》等。随着造纸、印刷和书写技术的不断进步，加上国民闲暇增多和教育水平提高，日记书写走向繁荣，在近现代达到高潮。
近年来，日记研究开始引起学界重视。邹振环认为，日记真实反映了记主的内心世界，保留了大量历史问题的线索，还可与记主其他作品形成互证，是考察历史人物生平与思想的宝贵文献，也为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了绝佳素材。桑兵指出，“日记可以协调大历史与个人视角的歧异”“校正后设架构与循序演进的偏差”“平衡类像与单体的异同”“兼顾叙事与说理的功能”，从而做到知人晓事。这为译者日记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方法指导。
译者是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身参与者和现场见证者，他们当中不少人有日记存世。例如，清末外交使团翻译张德彝曾写下八部日记，从《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四述奇》直至《八述奇》，共约两百万字。这些译者日记如同一座座等待开发的学术富矿。又如，通过《蔡元培日记》，我们可以管窥南洋公学特班的教学理念，以及学生通过和文汉读法学习外来新潮思想，从事译介活动的方式。通过《吴宓日记》，我们可以了解中国高校早期翻译教学的相关情况。其他如《王韬日记》《严复日记》《鲁迅日记》《周作人日记》《胡适日记》《赵元任日记》《郑振铎日记》《恽代英日记》《茅盾日记》《朱自清日记》《叶圣陶日记》《巴金日记》《清华园日记》《西南联大求学日记》等，记录了撰主接触域外文明、从事中外文化交流，乃至阅读翻译作品、形成翻译观念、从事翻译活动、出版翻译作品的具体情况，是不可多得的翻译文化史资料。
日记能提供翻译过程研究的重要数据
日记不仅是宝贵的翻译史研究资料，还能为翻译过程研究提供重要证据或数据支撑。通过日记，我们可以还原翻译活动和思想观念发生的具体过程，例如，通过分析《戈培尔日记》，可以发现其翻译决策的目的不仅在于民族形象建构，而且在于对二战进程产生直接影响。通过分析威廉·韦弗的《傅科摆日记》，可以发现作者翁贝托·艾柯会通过提供引文出处、校对译稿和提出修改建议等方式参与译者的翻译决策过程。通过分析许渊冲《西南联大求学日记》，可以重构其翻译观念生成的关键要素。此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日记资料考察翻译话语的构建过程，例如，操乐鹏借助译者日记和书信探讨了“十七年”文学翻译批评的场域、路径与进程。耿强通过分析文学与翻译出版界代表性人物朱自清和叶圣陶的日记，发现了其隐性翻译话语的蛛丝马迹。
除了这种社会学、人类学路径的翻译过程研究，还有认知心理或神经科学路径的翻译研究方兴未艾。神经认知路径研究对于揭开大脑黑匣子的秘密，深化人类对翻译本质与过程的认识，提升翻译研究的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一是受试群体多为在校学生而非职业译员；二是生态效度问题，翻译是社会化活动，涉及诸多行动者，实验环境将受试与社会文化环境分隔开来，脱离实际翻译场景；三是有些实验设计过于简单，问题过于抽象，时间持续不长（通常从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不等），数据不太可靠，无法体现翻译过程的持续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四是理论建构问题，即研究问题普遍较小，很难建构起宏观、系统、整体性理论体系来全面描述、解释和预测翻译现象；五是成本预算问题，这些研究项目往往需要使用费用高昂的软硬件设备、技术与服务。
在一定程度上，日记法能克服上述缺陷。其虽然长期被视为研究方法大家庭中的“穷亲戚”，但因为定期性、及时性、个性化、包容性和低成本，在过程研究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说，日记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记忆和知识管理工具，借此能够捕捉到撰主在不同时段的真实感受，并深入反思其生活体验，获得有关世界和人生的洞察。这不仅有助于个人知识与德性的增长，还为译者和教师提供了更加准确、全面的信息，便于了解受众的个体需求，监测其能力发展过程，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早在1917年左右，恽代英就曾利用日记砥砺学行、制定翻译计划、开展教学活动，在《恽代英日记》中有详细记录。近期国内外多项研究表明，日记法的确有助于学生形成翻译能力。例如，帮助他们反思翻译任务过程，评估不同翻译解决方案，提升批判思维与管理决策能力。
译者日记研究的局限与发展空间
虽然日记好处众多，但也有其内在局限性。例如，日记属私人记述性质，往往缺乏相关人物或事件的背景信息，也可能存在记忆偏差。撰主还可能对某些敏感的人或事讳莫如深，进而出现掩饰、删改、曲笔现象。又如，对于没有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甚至可能出现完全漏记情况。虽然如此，译者日记研究的学术价值与发展空间依然巨大。
首先，就译者日记发掘、整理与研究而言，有大量工作亟待开展。日记通常是具有私密性质的个人书写，原始材料不易获得，手稿字迹难以辨认，内容过于纷繁芜杂，导致虽然自家有富矿，但难以转化成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例如，据张剑统计，仅1840—1911年间就至少有1100多人留下日记。民国时期，日记文献更是蔚为大观，得到整理和研究的却相对有限。如今，更多译者日记（如多达46册的《赵元任日记》）公开出版，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新媒体时代，基于微博、微信、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的多模态日记（如Vlog视频日志）更是让人目不暇接，其内容之丰富，影响范围之广泛，让传统的日记研究方法与手段显得捉襟见肘，亟待更新。
其次，就译者日记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而言，还有较大发展空间。据不完全统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先后出版了至少6部相关论著，如《生活研究：通过深度日记法体验创造性生活》《使用日记进行社会研究》《深度纵向方法：日记和体验抽样研究导论》《什么是日记法？》《日记方法：理解定性研究》《研究日常生活：体验抽样和日记方法指南》等。此外，普通研究方法类著作对日记法也有或多或少的介绍。学术研究，方法为王。这些著作可为我国日记研究提供参考借鉴。目前，国内学界已有一些相关论文发表，也不乏日记史、日记学研究著作出版，如“日记研究丛书”这种具有方法示范性的系列论著，但还缺少专门的译者日记研究方法指南。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必须将日记跟其他文献资料结合起来，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才能充分发挥其效用。必须将译者日记与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教育史、出版史、写作史、科技史、文学艺术史、思想文化史，尤其是造纸术、印刷术、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演变关联起来，方能更好地认识译者的身份与地位以及翻译的本质、价值与历史。
最后，数字人文为译者日记研究带来了新机遇。目前，国内外已有一些日记数据库出现，例如，“大众观察项目”1981—2009年间的文献已经全部数字化，可供全球研究者获取和使用。我国也创建了《近现代日记全文检索数据库》《中国谱牒库》两个日记数据库，但收录的文献种类和所能实现的功能还相对有限，也不太重视译者日记。未来，可以创建多语种、多模态大型译者日记全文数据库，并提供一整套数字化检索工具和分析手段，便于研究者采用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深刻揭示海量日记文本背后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之间的关系、价值与规律。若能如此，基于译者日记的思想观念研究、翻译政策研究、译文生成研究、正副文本关联研究、译者行为研究、译创关系研究、社会互动研究、翻译教育研究、外交话语研究、传播接受研究等将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