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实证又批判的「培养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中如何嬗变？
既实证又批判的「培养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中如何嬗变？
在媒介社会，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那么，传播媒介对人们的现实观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传播媒介在提示“现实”之际具有什么样的倾向性？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考察的“培养”理论研究。
一、理论基础
1. 起源和背景
早在培养理论提出之前，就有学者提出过媒介建构现实的巨大作用。按照李普曼的观点，在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有选择地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人们在自己头脑中描绘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这与培养理论的思想基础几乎一致。
“培养理论”，也称为“培养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 或“教化分析”、“涵化分析”。该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时，美国社会的暴力和犯罪问题十分严重，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暴力起因与防范委员会”来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格伯纳主持的“培养分析”就是在该委员会的支持和赞助下开始的。
“培养分析”最初提出了两个问题：
- 是不是电视画面上出现越多的凶杀和暴力内容，社会犯罪就会越多？
- 是不是电视画面上出现越多的凶杀和暴力内容，人们就会觉得现实社会越危险？
从第一个方面来说，格伯纳等人除了在一些事例研究中发现电视暴力内容对青少年犯罪具有“诱发效果”外，在整体上没有发现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然而在第二个方面，他们的研究却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电视节目中充斥的暴力内容增大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环境危险程度（遭遇犯罪和暴力侵害的概率）的判断，而且，电视媒介接触量越大的人，这种社会不安全感越强。
2. 基本观点
格布纳和格罗斯在1976年正式提出“培养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偏离。同时，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
培养分析尤其强调电视媒介在形成社会“共识”中的作用，它将电视讯息看作是一个整体，人们看电视时所受的影响不是来自某个特定节目，而是电视节目整体上表现的特征。
电视除了与其他媒介的共同点以外，还有其独特优势：
- 电视拥有最多的受众，每天的接触时间最长；
- 不需要接触印刷媒介所必需的识字能力；
- 电视把视听觉手段结合在一起，拥有强烈的目击感、现场感和冲击力；
- 现代人从幼年时代就与电视生活在一起，很难把“电视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加以区别；
- 电视广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部分（包括儿童、低学历者以及贫困阶层）。
3. 评价
培养分析揭示了大众传播长期、隐性、潜移默化的影响，描述了大众媒介间接改变受众价值观的作用。一方面，它强调大众传播在形成现代社会成员对社会的“共识”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并肯定了“共识”是社会作为统一整体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它指出大众传播提供的“象征性现实”与客观现实间的差距，揭示了大众传播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意识形态服务的本质，其观点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大众传播现状的鲜明的批判态度和改革志向，也因此被称为“美国土生土长的批判学派”。
它是一个宏观的、批判的社会文化理论，然而自提出之日起，就一直面临着各种争议。根本原因是该研究跨越了实证和批判两个范式。从形式上看，该研究采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证明自己的结论，但是从理论内核来看，它又是一个宏观的、批判的理论，其锋芒直指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控制，实证调查的结果与宏观结论之间的逻辑链难免脱节。
二、理论发展
1. 主流化与权力：作为社会控制的“培养”
在与其他学者的讨论中，格布纳等人提出了电视的主流化概念。主流化认为，不同背景不同社会群体的长时间看电视者，其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即“主观现实”均倾向于“媒介现实”，具有趋向“主流”的趋势。
主流化研究是培养分析研究的转向和发展，它进一步揭示了电视使社会所有群体接受统治者意识形态的“重力作用”。第一，它从关注不同观看量的电视观众之间的培养差异，转而关注重度观众内部的趋同和方向；第二，它从关注暴力问题，转而关注更为一般的意识形态、霸权和社会控制问题。
主流化并不意味着向人口中大多数人靠拢，而是向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所设定的意识形态靠拢，它是便于顺利统治而制造的“主流”，实际上这就是社会控制。
2. 共鸣效果
共鸣效果（resonance）说明，受众在电视节目中得到的印象一旦在现实中得到印证，就像“药量加倍”一样，受众会对这一印象深信不疑，电视对受众的培养也会加倍。如女性更容易受到暴力伤害，因此大量收看电视的女性受众更加倾向于认为暴力犯罪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就是“与电视中呈现的高犯罪世界的描绘产生了共鸣”。
三、新媒体环境下再发展
1. 培养效果的弱化
万物皆媒的时代使人们不再依赖于从电视中获取和感知信息，同时社会化媒体使受众随时随地寻求碎片化的多元内容，传统的电视内容传播由固化走向离散化。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媒介使用方式和用户体验的变迁、传播方式的变革，使得早期“培养理论”强调的电视对人们现实观与社会观的主流化作用需要重新审视。可以说，新媒体环境下“培养效果”正在弱化。
① 碎片化的传播语境难以形成共识
新媒体环境下受众被细分为一个个虚拟社群，传播者需精准把握细分的碎片社群，重视个性化需求才能形成价值认同，完成关系构建，但无数个碎片社群势必有无数个性化定制，众口难调下带来的结果就是难以构建社会共识。
同一篇新闻报道，基于用户画像而进行的机器算法形成个性化的千人日报分发给受众时，被差异化后新闻报道在产生共识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公众沉浸在自己编织的“信息茧房”中，强化了自我对大众媒体公共性议题、主流化议题的隔离。
② 权话语权的阅众分享挑战主流价值
传统媒体时代电视话语权由少数精英所主导，构建信息高度中心化的世界，而技术赋权的受众可以实现意见的自由表达和利益诉求的随时释放。
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匿名性与互动性 的特点激发了受众表达的欲望，意见结构趋于完整，去中心化生产、平等对话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分散而庞大的草根热衷狂欢式的情感宣泄，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
以“恶搞文化”为例，草根群体在网络中通过“拼贴”和“戏仿”，完成对主流文化的解构，使得边缘的非主流文化进入传播格局，颠覆大众媒体的主流化效应。
③ 实时性的双向传播消解长期涵化
培养理论关注的是长期条件下电视对人们认识现实和社会的影响，人们在无意识情况下接受电视构建的象征性现实的影响。
而新媒体时代传播方式发生变革，一方面双向传播下的受众成为信息的产消者，可以随时发布并获取反馈，进行互动。另一方面新媒体的技术优势可以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实时传播，大大缩小了时空距离。多元信息的实时分享对电视时代传播边界进行了突破，不断更新的信息流也使电视营造的长期培养进程被割裂。
2. 仍在的媒介建构现实作用
新媒体多少瓦解了大众媒体设下的传播桎梏，使受众能够成为信息的产消者，进一步释放意见，进行话语权博弈，与主流声音对抗，对电视长期的“培养理论”形成挑战。
但事实上，反转新闻、假新闻、网络民粹主义层出不穷，碎片化的声音也难以完整地客观展现事实全貌，新媒体环境下人们接触的大部分内容仍然在建构着“拟态环境”。
因此，人们仍然无时无刻不被浸淫在由媒介创造的“二手真实”中，无论是传统媒体时代还是新媒体时代，无论凯文·凯利笔下的“技术元素”如何重构我们的信息传播生态，新闻媒介对“世界图景”的建构作用仍不可否认。
3. 媒体应当如何应对
正如前文所说，除了“社会控制”之外，涵化效应也可以视作大众媒介实现联系社会、传承文化功能的重要手段。面临着新媒体技术的严重冲击，社会分层、媒介分化加剧的时代，大众媒介的社会整合作用就越是关键。严峻的现状对我国所有媒体提出了考验。
一方面，大众媒体需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利用新媒体特征来思考媒介融合，通过技术创新、体制革新和生产流程再造，打造优质产品，重新建构与受众的关系。另一方面，个性化媒体，也要注意个性化内容与公共性内容的平衡，通过结合算法推荐和人工编辑（人机协同）的两种方式拆除“信息茧房”，弥合社会分化的裂缝。
参考文献
[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
[2] 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
[3] 杨悦：《培养理论研究前沿：一个国外文献综述》
[4] 耿书培：《国外“培养理论”研究发展与批判的十年（1975～1985）》
[5] 毛艺融：《新媒体环境下“培养理论”发展研究》
[6] 石长顺、周莉：《新媒体语境下涵化理论的模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