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写《水浒传》时，为何要给梁山好汉们起诨名绰号？
施耐庵写《水浒传》时，为何要给梁山好汉们起诨名绰号？
《水浒传》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其人物塑造之丰满、情节之曲折，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梁山好汉们的绰号更是独具匠心，不仅生动展现了人物性格，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本文将为您揭示这些绰号背后的故事。
《水浒传》作为家喻户晓的不朽名著，其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者施耐庵（也有考证是施耐庵与罗贯中合著）用他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为古往今来的读者讲述了引人入胜的故事，描绘了生动传神的英雄人物。
这本煌煌巨作不仅是国人必读经典，也是大荧幕上常被搬演的长盛不衰的影视佳作。"黑旋风"李逵、"行者"武松、"花和尚"鲁智深、"豹子头"林冲等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梁山好汉。尤其是那每个人必有得绰号，更是让大家对个性鲜明的好汉们好感大增，恐怕各位小时候没少将喜爱的绰号，冠名到自个儿头上。
《水浒传》的一大语言特色便是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绰号，可以说正是这些诨名绰号的存在，才增添了小说的巨大魅力。
当然作者给梁山英雄们起上绰号，可不单纯是为了艺术表现，其中当然还包含着更多蕴意。
梁山好汉的绰号
梁山一百零八将，各有所长，也各有一个混迹江湖的响亮诨名绰号。比如梁山首领宋江就有三个绰号，"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呼保义"，也正是这些偌大名号，让武艺平平的宋江能号令群雄，无往不利。
大致区分一下，可以将这些好汉的绰号归纳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体现人物性格的绰号。如宋江的仗义疏财、急公好义，人称"及时雨"；鲁智深出家为僧人，却不守清规戒律，酒肉不离身，人送诨名"花和尚"；再如焦挺，一身相扑本领，没事就喜欢找人摔跤，打起来毫无情面可讲，才有了绰号"没面目"。
第二类，个人直观的形象特征。如杨家将后人杨志，因脸上天生一大块青色胎记，被冠称为"青面兽"；还有张顺，只因他熟悉水性，而且肌肤似雪，在水中游荡闪现，就像那白条鱼一般，才有了"浪里白条"的诨号；再如朱仝，身长八尺四五，有一部虎须髯，长一尺五寸，面如重枣，目若朗星，似关云长模样，绰号为"美髯公"。
第三类，体现人物才能或身份。如武松，血溅鸳鸯楼后，为躲避官府抓捕，改作行脚苦修的头陀僧人打扮，江湖人称"行者"；例如吴用，虽是一名乡学先生，却以足智多谋为人称道，故有"智多星"的绰号；再如花荣，有百步穿杨的功夫，一张弓射变天下无敌手，人称"小李广"。
以上是最有代表性的三类《水浒》英雄绰号的分类，其他还有以动物、兵器为绰号的，像"白日鼠"白胜、"金枪手"徐宁、"入云龙"公孙胜等等，不一而足。
通过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绰号，我们发现，这些好汉们的绰号起的大胆而无拘束，与梁山相对的朝廷大员，却无一例外没有绰号，我想没人听过太师蔡京、太尉高俅、枢密使童贯都冠以诨号相称，可见绰号的使用范围还是局限在江湖市井当中，至少高高在上的庙堂高官是不屑一顾的，除非好官被老百姓称"青天"，恶官被唤"扒皮"，只在民间范围流行。
也正是绰号大行于江湖，与朝廷相对，不恰恰点明了草莽英雄对封建尊卑的反抗？
而且《水浒》的故事发生在宋代，正是社会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生活在元末明初的作者在给好汉们起绰号时，不可避免的参照现实，那么这些绰号的由来又有怎样的民俗历史呢？
绰号的历史民俗
《水浒》的故事雏形取自南宋时期民间说唱艺人创作的《大宋宣和遗事》，该作中有很多《水浒》英雄的原型，如智多星吴加亮（吴用）、玉麒麟卢进义（卢俊义）、浪里白跳（条）张顺、九纹龙史进等等近四十人，且绰号和后来的《水浒》相差无几。
《大宋宣和遗事》的作者不可考，但可以就肯定的是，这是北宋灭亡后逃亡南方的说唱艺人，长久以来的集体智慧。而且该话本是流行于勾栏瓦肆之间，免不了掺杂了很多当时的市井气息，其中的人物绰号便是如此。
据宋末元初的士人周密，在其为追忆南宋都城繁华风貌而创作的《武林旧事》中所载，当时的临安，也就是杭州的民间艺人们都有绰号，由此可见给书中人物起绰号，正是源自当时的民间习俗。
南宋时期，杭州作为都城融合了北来南往的各色民众，且因当时宋政府开明的商业政策，经济空前的繁荣，这就造就了市民阶层的壮大。
随之而来市民的生活情趣和审美情趣大幅度提高，基于南北融合形成的混合型新方言的语言文化成为主流，于是日常生活中市民之间开始出现起绰号的民俗，作为语言艺术的主要表现者说唱人，他们则通过艺术加工的方式，加速了这种新兴文化的兴盛。体现在话本小说上，便是那些带有市井气息的好汉们都有了贴切的绰号。
作为元末士人的施耐庵，在创作《水浒》时继承并发扬了宋元以来盛行的绰号民俗，从梁山一百单八将，到有代表性的市井小民，作者都给了体现其人物特点的绰号。
同时，《水浒》英雄的绰号有民俗的传承以外，还具有独特的文化符号。
《水浒》绰号的文化象征
《水浒》所营造的是一个江湖世界，所谓江湖，于阳说："江湖就是一些特殊的人，连同他们附着的一种社会模式。"
梁山好汉和市井中的形形色色人物，是书中的主体，他们大多是无业游民，游离在主流文化之外，是社会阶层的边缘人物，而绰号正是他们的身份象征，通行于江湖之内。
举个有趣的例子，在《水浒传》第九回中，林冲发配沧州时，路过柴进庄园，听附近店小二如是道：你不知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
听听，柴进"小旋风"的绰号是江湖中的名号，在主流社会中他只被称作"柴大官人"。侧面也反映了江湖有别于主流社会，两者虽有相通，却各成体系，甚至主流不容于江湖，像朝廷常常要发兵灭了梁山。
《水浒》中人人有绰号，正是人人身在江湖，他们脱离了宗法礼教，称兄道弟，与那主流阶级割裂开来，自成一体。李逵动辄喊着要杀到东京去，踹了那赵宋官家，这在文人士大夫眼中是何其离经叛道，胆大妄为！可在梁山江湖中却是稀松平常，"反他鸟的"可以作为他们共用的口头禅。
而造成这样原因的，正是当时大宋朝廷统治阶级的腐败堕落，压迫下层人民，迫使他们逃离主流社会，成为边缘另类的江湖群体。
从这方面意义来说，梁山泊是江湖的抽象意义的物化象征，而绰号就是沦为边缘群体，走向反抗道路的普罗大众的身份标示。
总体而言，脱胎于历史话本的《水浒》，既是我国丰富文化的历史积淀，又有深刻的人文内涵，两者交相辉映，共同成就了它在文学史上不朽的历史地位，而《水浒》中极具特色的绰号正是这两者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