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已有活字，为何《四库》还用手抄？（上）
宋代已有活字，为何《四库》还用手抄？（上）
宋代活字印刷术比欧洲早出现3-4个世纪，但为什么在实际应用中却远不如欧洲的活字印刷术普及？这个问题涉及到中西方文化、技术和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本文将从成本结构、市场需求和技术发展等多个维度，深入分析这一历史现象。
研究印刷术的中西文献非丰富，Angeles (2017)的特特点在于运用经济分析，对比中国雕版和欧洲活字的成本结构，论证为何宋代毕昇（约970-1051）的活字，虽然比谷腾堡（约1398-1468）更早出现，但排版效率和成本效益都不具优势。中文活字的“商业生存区”较窄，因而传统雕版到清末仍普遍存在。相对地，哥伦布之后新旧大陆产生了物资与视野的大交换、大量印制各种语文版本《圣经》、科学革命兴起、各国大学迅速扩展，活字印刷在这些重要阶段的角色都很关键。
11世纪毕昇发明活字时，经济史研究估算宋朝的年均国民所得约1,200-1,500美元，同时期的英格兰约750美元。哥伦布之后欧洲引发商业革命与物价革命，相对封闭的中国则陷入人口激增、每户平均耕地递减、欠缺科学革命与产业革命，形成内卷式发展。15世纪后欧洲文化的重要媒介，就是印刷术带动的书籍印量。学界估算到公元4世纪时，欧洲总共印制了约270万册书籍，16世纪飚升到2.17亿册。若以世纪为单位，这是现象级的提升，对知识革命的推展犹如强大的发动机。
1480年代哥白尼（1473-1543）在波兰求学时，很不容易读到埃及天文学家托勒密（Ptolemy，约公元8-165年）的《天文学习》（Almagest，13册），哥白尼过世前已拥有此书的三版本。这是书籍普及化的显例，也让他自己的《天体运行论》（1543）得以广泛流传。另一项佐证是：17世纪产业革起动之前，欧洲国家在半世纪间的“人均书籍印量”（总印刷量/总人口数），和该国半世纪后的经济成长有高度正相关。
活字印刷在欧洲带动的知识广泛需求、对新大陆的开发与科学新知都产生突破性的推动力，又反过来把书籍出版提升到更高层次，这是良性的互动循环。同一时期中文印刷的内容仍以传统典籍、官方文书、历书、科举用书为主，视野上没有显著开拓性。宋代活字对社会思潮、知识创新都没有欧式的突破。
中文活字虽然早已存在，但应用上没超过或取代雕版。从成本的角度来看，活字不适合汉字排版，主因是单字数量上万或更多。若要有全套单字，还要有大小字型与各种字体（如楷书、宋体），那就需要数万个活字。再加上各种异体字与罕见字，所需要的庞大空间与沉重成本，不是民间印坊所能承受。
字母活字正好相反。请看电脑键盘，字母加各式符号加数字键，大约60-70个字模就足够。就算需要10组各式字体，小型印刷坊的空间和成本还能承担，因而能迅速普及，在业务竞争下很容易就更便宜、印量更大。中文书籍的人均印量较低还有其他因素：总体知识量偏低、书籍价格偏高、国民所得没有欧式的大幅增长。
雕版印刷要先写好内文，将原稿反转摊在木板固定，请工匠雕刻已写上、绘上、画上的原稿，再由高级雕工处理精细部分。之后刷墨，在纸张上加压形成复制品。若有字刻错就需要重刻。木质较软的雕版不耐用，久印之后损坏就需要换新雕版。
图1：传统雕版｜来源：作者提供
活字的基本概念是，把单一汉字像印章一样，用反向字造出字形。材料可以是胶泥、木材、金属，然后把不同单字排列在固定的行格内，组成文章版面。活字排版有两个缺点：1)木制活字材质不够坚固，精密度不易标准化、用久后磨损度不一、着色浓淡轻重不一，美观度不佳、版面不够平顺，印刷后的视觉效果远不如整块木板雕成的“印章型版面”。2)单一活字的可铸字面积不大，要在坚硬的材质上用印章式的反向字，刻出多笔画字（蝇、龟、钥）实非易事。拼音字母字数少、笔画少，容易开模大量铸造各式字体。
书籍数量与种类
1040年代毕昇的活字，没留下可判断耐用度与精密度的样本，也没有当时印出的文字可判断品质，但可合理推测印刷效果比不上雕版。为何毕昇的创意思想没能实用化、商业化、产业化？明代约有一百本书用木刻活字印制，在当时兴盛的出版业中，活字印书的比例真的很低。主因是科举兴盛，考试需求量大，雕板可以分批印制大量书籍，动作迅速品质稳定，每页的平均排版成本必然远低于活字。
但活字在少数文类上反而有优势：族谱、婚丧帖的版面格式固定页数少，只需替换人名、地名等单字词。木制活字重量轻方便行旅，印贩携带简便设备，在县市或省际间流动，承揽这这类私人用途的小量印刷。
欧洲的活字走了不同道路。15世纪中叶时雕版和活字还能并存，但拼音活字排版的低成本很快就打败雕版。1450年代出现第一本活字印书，1480年已有约110个城镇用活字印书，20年后的1500年就有236城镇采用活字。之后迅速地遍及，从俄罗斯到葡萄牙皆如此。
汉字雕版在16世纪中期（明代中叶）之前，书籍印刷以官方为主，中叶后工商繁荣，民间印书成为主流。谷腾堡兴起50年后，欧陆就有200家活字印刷所；唐代雕版出现大约300年后，南宋的雕版业者才达到200家，活字的重要性更低。欧洲正好相反，活字完全取代雕版：主要是私营小型印坊众多，印书总类多元，拉丁文之外的各国语文版本快速增长。
同时期的中国以汉字印刷为主流，异国异文印刷的比例很低。宋元明时期书籍的总印制量，尚无可靠数据可和欧洲对比，有较明确数据的阶段是明代下半叶（约1522-1644）。明代私营印刷大幅成长，从书籍的种类（多元化）来看，明末约比明初增加10倍，总印量则无可靠数据。印刷数量的成长，可能是人口增长推动的；但书籍的多元化，代表知识存量的扩展与各种学说竞逐，这是层面性的提升。
明代的欧洲书籍名称，已有数据库可查索：有一套Universal Short Title Catalogue（USTC，短书名目录），登录了谷腾堡（1480年代）至1600年间，在欧洲印刷且有实书可查的出版品。1600年之后各国出版的书籍，也都有目录可查索（http://www.ustc.ac.uk)。学界统计，1522-1644年间欧洲约出版457,500种书籍，平均每年3,750种。已迭失的书籍因无实本可查而未计入，但比例应不高。
中文书籍的数据有各种估算，因差异度大只能当作约略数。有一种说法是整个明代（1368-1644）出版7,325种书，其中6,618种是在1506-1644年间，也就是说上半叶只有707种。另一种估算是明代上半叶（1368-1505）约有1,095种，但真实数据难以确认。有人引述清代书目，认为明代出版过15,725种书籍。另有一说是31,500种，暂且就以此作为明代印制书籍的种类上限。
欧洲在1522-1644的122年间约出版457,500种书，明代在1368-1644的276年间出版31,500种（可能高估），表示欧洲在比中国少（276 – 122 =）154年间内，还多印了426,000种书。若以倍数来算(457,500/31,500 =14.5)，同时期欧洲的书种约是明代的15倍，若以人口总量来考量差距就更明显：1600年代中国人口约比欧洲多60%，若双方人口相当，那么平均每人的书籍种类欧洲是明代的24倍。
主要原因有好几项。一是中国以汉字为主，其他语文偏少。欧洲除了通用的拉丁文和古希腊文，各国用各自的语文（英、法、德、西、葡、荷等）出版。若欧洲和中国一样，以单一语文为主（例如只印拉丁文），24倍的差距就可能减半或更小。最明显的例子是《圣经》，各国语文译本和各时代译本虽然内容相同，但从书名上看就会登录成好几十种。排除内容相同但书名互异的书籍，中西书种的倍数差异也会再降。以荷兰为例，1527-1644年间出版的书籍，约有14.68%是从外文译入，这个比例就应扣除。但荷兰也是个例外，从外文译成荷文的比例远高过德、法、西、葡诸国。
扣除以上各种因素，明代平均每人的书籍多元性，和欧洲相差20倍左右应是合理。由此可再推论，汉字的单一性和欧洲语文的多元，并非差距20倍的主因。书写方式的差异才是重点：汉字的排版成本高，拼字排版较有竞争力。较低的排版成本，有助于小规模经营印刷业，迅速引发雨后春笋效果。
成本结构
现在换个角度，对比中文活字和字母活字的成本差异。多笔画且字型各异的汉字，采用活字确实较具劣势。秦汉到明清必然增加许多新字：有些是外来的新的物品如动植物、食物、衣着；有些是新并入的领土，各地有独特的单词；各民族也有独特的字词，这是时代性的自然增长。
1980年代中期铅印书报还是主流，排版厂至少要具备万个以上汉字，甲骨、竹简等罕见字就要模铸新铅字。还要有标点、西洋字母、数学、科学等符号。这些基本的设备要有好几套才够：宋体、明体、楷书等。欧洲的印坊也需要各式字体（哥德体、手写体）、数字、符号、公式。关键差异在于汉字数量庞大、拼音字母与符号数量有限。
拼音文字最常用的字母约50个，每个字母需要大数量备用，尤其是母音a、e、i、o、u。这种活字的特色是字数少、重复性高，中文活字正好相反，一页内重复出现的汉字较有限。中文排版是上万个单字的组合，拼音文字有60-70个字母就足够了。中文排版者要从上万个单字的架上，依部首或各自的方式，起身到不同架位置取字，来回走动耗时耗力。字母排版者只要坐在转盘边，伸手拿取60种不同字母。
印好书后还要把单字放回原架：汉字慢，字母快。熟练的拼音排版工，每天排出的页数是汉字活版的好几倍。更关键的成本差异在于铸新字的速度：新刻木制汉活字，若用手工至少要10分钟：字字笔画数不同，要刻出新活字是一项成本。拼音文字相反，各式字母约上百个，这就能造模大量铸造标准字型的金属活字，这种技术称为punch-matrix process(凹凸模铸字法)。
图2：1560年代的活字排版印刷铺｜来源：作者提供
合起来说，字母活字铸新字低廉，每页的排版工资较低，书籍的制作成本就有优势。低廉的书价会刺激各种需求，印刷业得以迅速普及，出版的类别会更多元化。手工排版是印书的重要成本项目，若以每月的基本生活来对比，在欧洲购买一本书的经济压力必然低中国。表1对照各项制作成本的差异。
表1：中国与欧洲的书籍制作成本
参考文献
- Angeles, Luis (2017): “The great divergence and the economics of printing”,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70(1):30-51.
- 苏精(2014)《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台大出版中心。
- 联合新闻网(2017.5.14) 〈台师大证实中国是最早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国家〉
- Brokaw, Cynthia (2017): “The dance of ‘old’ and ‘new’ in Chinese print culture, 1680s-1955”, Science in Context, 30(3):281-324.
本文原文来自台湾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