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政治动荡：主战与主和明争暗斗，南宋士人如何应对国家危局？
南宋政治动荡：主战与主和明争暗斗，南宋士人如何应对国家危局？
南宋时期，面对金国入侵和国土沦丧的困境，主战派与主和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样的政治动荡中，南宋士人如何应对国家危局？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面，深入分析南宋时期的历史背景和士人的应对之道。
政治背景
宋室南渡后，1127年赵构在应天府建国称帝，从此南宋政权偏安于一隅。面对国土沦丧、金国入侵的屈辱境况，当时文人士大夫慨叹国难，抒写了大量慷慨悲歌、忧国忧民的诗文作品，如陆游、辛弃疾的诗文。
宋高宗曾任用岳飞抗金，但后来在秦桧把持朝政的情况下，最终签订“绍兴和议”。孝宗即位之初仍怀有收复北方失地的志向，希望励精图治，一雪靖康之耻。
他任命道学门人张浚领导北伐战争，但是由于国力不济、军队腐败、朝中“主和派”以及高宗的阻挠，最终导致北伐失败。
之后南宋与金国签订协议，此次北伐的失利并未使孝宗意志消沉，乾道五年（1169），孝宗启用虞允文为右相，负责军事备战，以伺机出兵抗金。淳熙元年（1174），随着虞允文的去世，孝宗收复失地的愿望最终还是落空了。
从五代的分裂到宋朝的统一，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加上宋代统治者对于士人的重用，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尤其强烈。
南宋偏安一隅失去了半壁江山，所以收复失地是南宋文人对国家最为迫切的愿望，杨万里曾多次上书统治者希望朝廷积极备战用兵、抵御外敌、收复失地。
彭龟年欣赏杨万里的爱国之情，却也苦于南宋统治者的苟且偷安。所以他寄希望于出现一位像范仲淹一样的将领，收复失地，恢复往日帝都的繁华。
但光宗在外交上继承了孝宗朝的政策，并未有多大建树。宁宗朝则直到开禧二年（1206）才发动北伐，但由于事前未作充分准备，这次北伐最终也以失败告终。收复失地最终也成为了南宋文人的未竟之志。
宋代士人，由于地位提高，待遇优厚，普遍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希望与君王共治天下，实现自己的价值，完成自己的使命。赵宋王朝推行“重文抑武”的政策，重用文人士大夫。
南宋时的“重文”政策体现为大量任用文官，让文人担任地方长官乃至于朝廷宰执。宋代的科举考试基本表上已无身份的限制，无论何种阶级皆可参加科举考试，而“重文”的社会风气又让当时文人普遍热衷于科举考试，寄希望于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自身抱负。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各个阶层的读书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当时的很多下层文人都通过科举这一途径成功入仕，彭龟年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满腹经纶的彭龟于乾道五年中进士，出身平民的他也终于踏入仕途。
此外，在重文的社会环境下，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也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南宋社会上已经形成了“重文”的风气，儒学之士也受到了足够的重视。彭龟年在光宗朝曾奉命教授嘉王，在宁宗朝时则担任侍读，为皇帝讲学。
整体来说，在宋朝崇文的大环境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之风盛行，而且庞大的文官队伍为学术和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文化环境，文人之间进行学术交流和交游酬唱十分盛行。
据统计，在彭龟年现存的诗文创作中，寄赠酬唱诗较多。更有多篇与朱熹、张栻等人进行学术交流的文章。可见南宋的重文政策对文人的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从高宗开始，朋党之争就主要围绕对金的态度形成“主战派”和“主和派”。高宗起初任用“主战派”将领岳飞抗击金国，之后秦桧拜相，“主和派”官员群体在朝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以岳飞为代表的“主战派”受到排挤。
后在秦桧的阻挠下，岳飞被杀，北伐失败，孝宗即位后又继续北伐，但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仍在继续，而孝宗朝北伐失败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当时“主战派”和“主和派”相互攻伐的结果。到宁宗朝，朋党之争的主要表现就是“道学”与“反道学”之争。
赵汝愚是忠实的道学信徒，在他掌权后，大力提拔朝中的道学官员，结成宗派，彭龟年亦在提拔之列，鉴于当时的朋党之争愈演愈烈，双方对政事失去了理性的探讨，走到了党同伐异的极端。
赵汝愚与韩侂胄展开了激烈的争权斗争，道学派官员多次上书论韩侂胄之奸，彭龟年亦上书弹劾韩侂胄。
到韩侂胄掌权之后，他大肆迫害以道学官员为主的反对派，对道学官员进行政治迫害，掀起“庆元党禁”，很多道学官员包括彭龟年皆被罢官。
经济背景
南宋至“宋金和议”签订之后，宋金进入了对峙时期，局势逐渐平稳。南宋开始着手恢复经济，在宋孝宗统治的二十八年时间里，南宋的经济发展逐渐步入正轨，处在上升阶段。不仅农业、手工业在北宋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而且商业和海外贸易也有了新的拓展和提升。
社会财富普遍增加，民间百姓的生活也有了极大的改善。光宗统治时间仅仅五年，社会经济并未受到多大影响。而在宁宗朝，社会经济在“开禧北伐”之后就陷入全面失衡、江河日下的局面中。
此后南宋经济就走上了衰退的道路。
宋室南渡之后，伴随着政治重心南移，经济重心也逐渐开始南移。长期以来，北方自然灾害频发、再加上战乱的影响，北方的经济发展受到重创，而江南的自然条件优越、社会环境比较稳定。
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南北宋之交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人口迁移的浪潮中，文人士大夫阶层和上层贵族阶层也纷纷南移。
高宗时期，朝廷采取种种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再加上南方人口的大量增长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南宋的经济开始逐渐恢复，各行各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城市生活也兴盛起来。
南宋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和发展，经济再次呈现繁荣景象，尤其是首都临安，繁华富丽、物产丰富。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进而文化领域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各种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获得了蓬勃发展，富庶的生活、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使得南宋的社会风气趋于安逸，当时的很多文人士大夫和上层贵族耽于享乐，表现在文学领域就是相互之间唱酬之风盛行。
在南宋经济发展的背后，却也存在着种种隐忧，孝宗朝时，国家的财政支出巨大，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都处在紧张运行的状态，因而南宋中期的税收总量呈现出迅疾增长的趋势，当时的财政负担主要表现在军费、冗费以及对高宗夫妇的极大开支。
首先，除了南宋对金的岁币外，为了准备对金朝的战争，每年的军费开支巨大，甚至一度超过了宋金战争最为激烈的时刻。其次，南宋建立半个多世纪后，通过各种途径踏上仕途的人已数倍于国初，冗官问题十分严重，这就使冗费的支出大幅度增加。
最后，宋孝宗被誉为仁孝之君。他对于高宗夫妇的供养花费巨大，高宗夫妇的生活极度奢靡，这也无疑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到了光宗、宁宗朝，冗官冗费问题依然严峻，军费开支也比较大，所以赋税负担依旧没有减轻，虽然孝宗和光宗都采取了一些减税的措施，但总体效果并不明显。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统治者对百姓的剥削日益严重。孝宗大幅度地提高赋税，百姓的赋税负担日趋沉重。较为典型的代表就是茶税，连年增加的赋税负担激化了茶商与政府的矛盾，最终导致了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叛乱。
再加上频发的自然灾害，百姓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彭龟年就曾在诗文中写到了赋税过重带来的危害。
因干旱百姓收成本来不好，然而当时的赋税负担又很沉重，普通百姓的生活可谓是雪上加霜。此外，伴随着自然灾害的发生，米价也水涨船高。
旱潦灾害导致米价暴涨，再加上南宋的土地兼并严重，土地兼并的烈度和强度都超过了北宋。地主特别是大地主、大官僚的土地膨胀势头已不可遏制。与北宋相比，南宋佃户受到的剥削更加严重。
在赋税负担沉重的社会背景下，地主想尽办法将赋税负担转嫁给农民。官府逼租，再加上时有自然灾害出现，农民的生活十分困顿，以至于一些地方出现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惨状。
文化背景
宋代是中国文化史上十分重要的时期，宋代学术思想的特性就是理学，起源于北宋中期的理学，发展到南宋高宗、孝宗两朝之际已正式形成。因为理学家最重视理或者天理，亦即天道，所以理学又被成为道学。
道学之名源于北宋时期，北宋之后儒学家使用了“道学”一语，并将“传道”作为儒家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冯友兰先生认为“道学这个名称，至晚在南宋就已流行”。
南宋道学的代表人物是朱熹与陆九渊，宋室南渡之初，即被称之为“中兴”，但是真正的“中兴”还是在宋孝宗即位之后，南宋文学思想的发展也是从隆兴元年（1163）以后才有了新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