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谁在害怕性别？》：一位呼吁和平共处的性别理论家
书评 | 《谁在害怕性别？》：一位呼吁和平共处的性别理论家
朱迪斯·巴特勒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性别理论家之一，其著作《性别麻烦》自1990年出版以来，一直是性别研究领域的必读之作。然而，巴特勒的学术声誉也伴随着争议和攻击。在新书《谁在害怕性别？》中，巴特勒试图澄清一些误解，并对当前性别议题的激烈争论提出温和的建议。
学术上的声名远扬是有代价的。的确，你的工作会引起使大多数学者都羡慕的关注，但作品的实质内容却可能被你的名字所掩盖，而你的名字还会激起那些从未读过你任何作品的人的反应。再加上一些厌女症，你最轻蔑的攻击也要遭受耸人听闻的回击——即便你像巴特勒一样，认同自己为非二元性别者。2017年，当巴特勒在巴西参加一个关于民主的会议时，极右翼抗议者焚烧了一个穿戴粉色胸罩和女巫帽的巴特勒雕像。
尽管其文笔以晦涩难懂著称，但巴特勒最著名的著作《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1990年)因普及了许多观点而同时受到赞扬和指责，其中还包括一些巴特勒没有提出的观点，例如生物学是完全不真实的，每个人都把性别作为一种选择来体验。
因此，巴特勒决定通过新书《谁在害怕性别？》澄清一些问题。这本书问世时，正是性别问题引发“极度恐慌”的时期。巴特勒（Ta使用they/them的人称代词）用通俗（尽管有时略显缓慢）的英语反复强调，事实确实存在，生物学确实存在，许多人无疑会感受到自己的性别是“不可改变的”。
相反，巴特勒质疑的是，这些事实如何被框定，而这些框定如何构建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方式
任何框架都会影响规范和期望的形成。巴特勒认为，二元框架必然会被更广泛的性别观念所复杂化——这种观念实际上考虑到了人类经验和表达的多样性。
巴特勒写道：“遗憾的是，拒绝性别，就是拒绝面对当今世界生活中的复杂性。”作为一位受过哲学训练的学者，巴特勒奇怪地发现，自己的晦涩、充满术语的作品被赋予了几乎超自然的权威感。保守的基督徒尤其坚持认为像巴特勒这样的学者正在腐蚀年轻一代，仿佛仅仅接触一篇文本就等同于意识形态的灌输：“性别批评家想象他们的敌人阅读性别理论的方式与他们自己阅读《圣经》的方式相同。”
2017年11月巴特勒受邀前往巴西参与“民主的终结”研讨会。Ta成了当地极右翼的抗议、威胁的目标，37万人签名请愿要求Ta取消演讲。研讨会当天，极右翼聚集起来抗议，手持“反对联合国，支持家庭（-ONU+Family)”的标语牌，焚烧了一个穿着粉色胸罩、戴着女巫帽的巴特勒的模拟像。
《谁在害怕性别？》的创作起源于巴西的那次焚烧雕像事件。正如书中提到的那样，当时巴特勒意识到，性别已成为一种“幻象”，被一个“剥权”（rights-stripping）运动所利用，这个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正在获得支持，其本质是“专制的”。这种“反性别意识形态运动”针对跨性别者和酷儿群体，同时也攻击生育自由。它将性别认同描绘成不仅是自然的、显而易见的和不容置疑的，而且是零和博弈；它声称包容意味着排斥，而非接纳——这些“性别意识形态”的倡导者想要剥夺其他所有人的权利。
巴特勒写道：“完全重建反性别意识形态运动的观点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并不遵循一致性或连贯性的标准。”尽管教皇方济各因其某些进步观点而闻名，他却将性别理论与核毁灭和希特勒青年团洗脑相提并论。
然而，不一致、不连贯的东西，却可以是强大的。所谓的性别意识形态既被描绘为一种放荡的力量，也被视为一种极权主义的力量——既煽动个人自由，同时又碾压它。教会将性别理论与恋童癖和对儿童的伤害建立了联系，并制造出一种威胁感。巴特勒觉得这种伪善非常可笑：“在教会与女权主义和LGBTQIA+权利的对峙中，真正发生过儿童性侵害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巴特勒大量使用了这样的反问句。《谁在害怕性别？》的语调大多平静，论证很有条理，即便讽刺也很温和。一章关于排除跨性别者的女权主义的激烈话题，聚焦于英国的辩论。巴特勒认为，那些自认为进步的女权主义者竟然与“新法西斯主义”这种旨在强加女权主义一向反对的父权制等级制度的运动找到了共同立场，实在令人震惊和悲哀。巴特勒要求那些认为“性别可变性”是对“女性身份”攻击的跨排斥女权主义者注意到，她们自己的身体和性别仍然是完整的：“真的有什么失去或被剥夺了吗？”
巴特勒表示，女权主义者需要专注于真正的目标：“一个我们可以自由行动、呼吸和爱，而不必害怕暴力的世界。”联盟一直是女权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但也一直充满挑战。巴特勒写道：“联盟并不要求彼此相爱，我们只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便彼此之间有棘手的分歧，即便没有共同的终极解决方案，通过共同行动、携手共进，我们终能打败压迫我们的力量。”
这无疑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观点——在一个充满激烈争论的领域中，充满希望的观点常常显得格外稀缺。巴特勒认为，关于性别的讨论已经过于激烈，当前的任务是“减缓整个公众讨论的速度”。的确，自《谁在害怕性别？》出版以来，一些批评者指责巴特勒将温度降得过低——认为Ta的论点“平淡无奇”、“过于谨慎”；认为Ta运用了如此强大的思维能力，却只瞄准了“保守派幻想中的最愚蠢的幻象”；认为Ta如此致力于构建联盟，以至于书中落在了“毫无必要的调和立场”上。
然而，这本书也因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情而受到谴责：妖魔化对手，甚至称他们“接近法西斯”。这一切都标志着这个话题有多么敏感：巴特勒写了整整一本书试图“减缓整个公众讨论的速度”，却既被认为是一个过于温顺的和平提议，又被认为是一种无法忍受的侮辱。
《谁在害怕性别？》（Who’s Afraid of Gender?）封面
或许正因为巴特勒试图把人们团结在一起，这本书才会留下某种空白。Ta通常避开了一些最具煽动性的争论节点。Ta轻松质疑了红州对寻求性别肯定医疗的父母进行调查的指令，认为这些指令显然是残忍且控制欲极强的；但Ta并未真正涉及那些极其激烈的分歧，包括对于那些想要支持自己孩子的人，这些医疗应该包含什么以及何时应该进行的争论。
在最近一期播客《为什么会这样》（Why Is This Happening）中，巴特勒被问及Ta如何看待这些问题。Ta说：“广义上讲，我认为性别肯定医疗是，或者应该是，认真倾听年轻人说了什么，并努力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们探索需要探索的一切。我不认为应该以一种恐慌的方式加速这一过程。我也坚决反对阻止这一过程。”这是一个大方、开放的回答；但听起来也有点像在逃避问题。
在书的结尾，巴特勒强调了继续对话的重要性，倾听彼此的必要性，以及让别人闭嘴的危险。“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不想听，就审查彼此的立场，”Ta宣称，略显隐晦地向所有人发出了这项言论自由的指示，但也没有特别针对任何人。尽管如此，我欣赏巴特勒为思考留出空间的承诺。
“在被幻象控制时，人们很难去思考，”，Ta写道，“然而，思考和想象从未如此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