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勒信仰“帮助”中国造就了隋唐盛世
弥勒信仰“帮助”中国造就了隋唐盛世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是一场宗教运动，更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它重塑了中古时代的政治观念，为统治者提供了新的合法性依据。浙江大学历史系孙英刚教授在解读《佛教文化十八讲》和《图说犍陀罗文明》时，为我们揭示了佛教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
佛教在亚洲的兴起与传播，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事。佛法东传，不惟是信仰与宗教的输出输入，也是意识形态的融合与激荡；不但置中古时代人的心灵世界于佛光的照耀之下，而且重塑政治内涵，改造政治话语，为统治者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使中国、日本等亚洲诸国政治面貌与思想面貌焕然一新，在中古时代的政治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与中土植根于天人感应、阴阳五行思想、强调统治者须“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君主观念相比 ，佛教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描述，以及对理想的世俗君主的界定，都有其自身的信仰和思想背景。尽管佛教王权（Buddhist Monarchy）的传统并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形成长期的、占据主导地位的影响，但是大乘佛教有关救世主弥勒和理想君主转轮王的观念，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数百年间，曾经对当时中土政治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犍陀罗保存的大量图像资料，为我们理解佛教史及中古史的上述层面提供了学术契机，是值得深入挖掘的研究方向。
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文化“儒释道”合一的属性既是常识，也是铭刻在骨子里的。佛教作为由域外传入的文明，对中国究竟有多大影响？孙英刚教授指出，佛教在政治、思想、语言、艺术等方方面面对中国影响深远，在中外文明交流史上，能和“佛教传入中国”等量齐观的大事只有近200年来西方文明传入中国这一事件。
“佛教并非直接从其诞生地恒河流域传入中国，而是在公元1世纪，经过位于今巴基斯坦、阿富汗的犍陀罗地区东传的”，孙英刚教授说道，“当时盛行的是弥勒信仰，这和过往强调个人修行的佛教有非常大的变化。”孙英刚教授说，普通人往往认为佛教是“出世”的，但弥勒菩萨是很“入世”的，除了个人修行，也对公共事务很关心，要把“美好”和大家分享，这对南北朝笃信佛教的君主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隋唐大一统时代的君主们在国家治理上往往秉持开放的心态，容得下四境之内的各个族群、各种文化共同繁荣，造就了隋唐盛世。
从南北朝到隋唐，许多君主都笃信佛教，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武则天为何信仰佛教？过去的论断常常认为，儒家强调男女纲常，反对女性作为君主，因此武则天拥抱了佛教。但孙英刚教授指出，这种说法没有深入佛教信仰内部，佛教的“五障说”也是反对女性当皇帝的。
如此一来，武则天如何利用佛教为自己登基造势呢？她的办法非常简单，在重译《宝雨经》的过程中加入了一段释迦牟尼亲口对武则天说的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你可以当转轮王”。同时，武则天还在朝堂上建立了转轮王的礼器“七宝”，向世人宣告自己就是转轮王。
孙英刚教授指出，中国中古史领域近年有长足的进步，学人对许多问题的认知更加清晰了，其中一个是君主权力来源的问题。孙英刚以北齐的高洋为例，文献记载高洋在即位仪式上请高僧法上进行了“布发掩泥”的仪式——趴在地上，解开头发请高僧踩——如果没有佛教知识，很可能认为高洋很荒唐，但这其实是在执行佛教中的“燃灯佛授记”，让自己获得菩萨“头衔”。由此可见，要想对中国中古政治有深刻、准确的判断，必须具备一定的佛教知识。
艾娜克出土的燃灯佛授记浮雕，阿富汗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