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育期望如何适应子女学业表现？
父母教育期望如何适应子女学业表现？
父母的教育期望在教育社会学和社会阶层流动领域中备受关注，但多数文献将其视为静态，或者仅考虑其在重要的教育阶段（如升学）如何变化。父母教育期望是否会更广泛地根据子女的学业表现进行调整，以及适应性调整的关键理论成分，尚未得到充分的概念化和验证。为解决这些局限性，我们提出并验证了“适应性教育期望”概念，该概念包含三个关键命题：适应性——父母的期望会根据子女学业表现进行调整；相对响应性——父母期望对子女表现的适应性反应在量级上大于子女表现对父母期望的响应；异质性——父母期望的适应性在不同的家庭背景下存在差异。
一、导言
在教育社会学和社会阶层流动领域，父母的教育期望与子女的教育成就之间的联系已经广泛地被理论化和实证研究所证实。自威斯康星地位成就模型提出以来，父母教育期望的影响被认为是影响子女教育行为、课程选择和教育成就的关键因素。大量文献显示，父母的教育期望不仅影响子女的学校表现和课程选择（Reynolds & Gill, 1994；Catsambis, 2001），还直接影响子女的教育成就和最终的教育水平（Hao & Bonstead-Bruns, 1998；Haller & Portes, 1973）。同时，父母的教育期望也是影响社会经济差异、种族教育不平等和移民教育优势的重要因素。然而，大多数研究通常将父母的教育期望视为固定的或仅在关键教育阶段（如升学）进行调整，这忽略了父母可能会依据子女表现动态调整其期望的可能性。
为了解决这一理论缺陷，我们提出并验证了“适应性教育期望”概念，以解释父母教育期望如何根据子女的学业表现进行调整。这一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证意义。首先，从理论上讲，它拓宽了现有的教育期望模型，强调了父母教育期望的动态适应性。其次，从实证上看，它揭示了一种隐蔽的教育不平等，即低社会经济地位（SES）的父母更容易随子女学业表现下降而降低教育期望，这可能进一步影响其对子女教育的支持力度，形成“低学业表现→低教育期望→低学业表现”的恶性循环。因此，研究“适应性教育期望”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教育不平等的理解，还为教育政策的设计提供了新的视角。
适应性教育期望概念包括三个核心特征：适应性、相对响应性和异质性。适应性指的是父母的教育期望会依据子女的学业表现进行调整，即使在控制了初始教育期望和反向影响之后，子女的学业表现仍然会显著影响父母的教育期望。相对响应性指的是父母教育期望对子女成绩的响应度在量级上大于子女成绩对父母期望的响应度。相比之下，尽管父母的期望会影响子女表现，但这种影响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而父母的期望会更快速地响应子女的学业信号。此外，异质性指出，父母期望的适应性在不同的家庭背景下存在差异。例如，低SES家庭和农村家庭的父母对子女学业成绩的变化更加敏感，因此其教育期望的适应性更强，而高SES家庭的父母则更倾向于保持较高的期望，即使子女表现欠佳。
本研究以中国教育面板调查数据为基础，检验了“适应性教育期望”概念，并发现适应性在低SES和农村家庭中表现得尤为显著。这表明，适应性教育期望的异质性主要是由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驱动的，而非单纯的家庭人口特征。这一概念不仅有助于揭示家庭教育期望的形成机制，也为理解家庭教育投资决策提供了新视角。
二、研究方法
为验证“适应性教育期望”概念的假设，本研究选择中国作为案例。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2013年登记注册的学生约有2.3亿，分布在超过51,400所学校中（OECD，2016）。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社会普遍重视教育，大多数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较高，且这种高期望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SES）的家庭中差异不大（Li & Xie，2020）。在这样一个普遍持有高教育期望的环境下（意味着父母教育期望的变异性较小），研究父母教育期望是否会随着子女学业表现进行调整，具有特别的挑战性，但也非常有意义。因此，中国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案例来应用和检验“适应性教育期望”概念。
本研究使用了两轮“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年，2014-2015年）数据。CEPS是目前中国唯一公开可用且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教育纵向调查，全面考察了学生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日常活动、学习环境和健康状况等多方面信息。目前发布的两个波次的数据中，基线调查在2013-2014学年覆盖了19,487名7年级和9年级学生，样本通过分层、多阶段概率比例抽样设计（PPS）从中国大陆28个县级地区的438个班级中随机抽取。次年，原7年级（在第二轮调查中为8年级）的10,279名学生作为跟踪对象，其中9,449名学生（91.9%）成功进行了追踪。这9,449名参与了两轮调查的学生构成了本研究的分析样本。
父母的教育期望通过对子女期望达到的最高教育水平来衡量，并将其转换为相应的受教育年数，此编码方式参照了先前研究（Shen et al., 2021; Xie et al., 2012）。子女学业表现以三门考试成绩的平均值（语文、英语和数学）来代表，这些成绩为上一年秋季学期的期中考试成绩，由学校记录提供。每个考试分数经过标准化处理（平均值为70，标准差为10），以适应不同年级和学校的差异。虽然这些考试分数并不能反映学生的全国学业水平，但在教育实践中，全国范围的比较既不可行也无必要，家长主要依据子女的校内表现来判断其学业潜力和设定教育期望，因此CEPS中的学业表现指标适合本研究需求。父母期望和子女表现均在CEPS的两轮数据中进行了测量。
此外，我们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父母期望和子女表现的个体和家庭混杂变量。在个体层面，我们控制了第一轮时的学生年龄及其主观健康状况（1-5分制，表示健康状况从“很差”到“很好”）。考虑到少数民族学生通常居住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教育机会较少的地区，我们也控制了学生的少数民族身份。在家庭层面，我们控制了学生的留守状态、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通过10项测量家长与子女讨论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频率条目构成的量表来衡量，每项评分1到3分（1表示“从不”，2表示“有时”，3表示“经常”），10项条目均值越高表示社会资本越高，此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69。家庭文化资本通过参观博物馆和观看演出的频率来衡量，分数越高表示活动频率越高，文化资本也越丰富。家庭SES（父母教育、职业）、居住地身份和人口学特征（子女性别、兄弟姐妹数量）既作为控制变量也作为分组变量。
适应性教育期望的互惠关系通过以下两个方程建模：
在这两个方程中，表示子女的学业成绩，表示父母的教育期望，是一组控制变量，和是相应的系数向量，误差项用和表示。个体代表每位学生（=1，2,…,9449）。由于我们只有两轮数据，在这两个方程中t = 2。因此，我们使用了先前（即滞后）的子女学业成绩和父母教育期望来估计后续的子女学业成绩和父母教育期望，即一个交叉滞后模型。引入此时间滞后后，变量的因果关系得到分离，因为原因总是先于结果。这里,α1是关键系数，表示先前子女学业成绩是否会影响后续父母的教育期望。模型如图1所示。
三、分析结果
表2展示了父母教育期望与子女学业成绩之间互惠关系的参数估计结果。在表中，每个参数前都有一个箭头“←”，箭头前的变量表示因变量，箭头后的变量表示影响因变量的自变量。例如，表2中的“第二波父母期望 ← 第一波子女成绩”表示第一波子女成绩如何影响第二波父母期望。每个单元格中的数字表示相应参数的估计系数。未加括号的数字为非标准化系数，表示因变量的变化量（以原始单位表示）与自变量每变化一个单位相对应的变化量。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化系数，表示因变量的标准差变化量与自变量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相对应的变化量。
如表2所示，父母教育期望与子女学业成绩之间存在互惠关系。特别是，在控制了初始父母期望和初始子女成绩之后，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先前子女成绩，父母的教育期望增加0.083年。这一影响在量级上也相对较大，因为在数据集中子女成绩的范围接近17到98。此外，先前子女成绩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父母期望增加0.234个标准差，超过先前父母期望对后续期望影响量的半数（即0.408标准差）。换句话说，父母的教育期望会根据子女的表现进行调整，这种适应性在量级上也相当显著。
进一步地，按标准差计算，先前子女成绩对后续父母教育期望的影响（0.234标准差）大于先前父母期望对后续子女成绩的影响（0.051标准差），即在控制了先前父母期望和先前子女成绩之后，父母期望对子女表现的敏感度更高。
关于拟合优度，我们报告了四项拟合统计量——模型卡方值及自由度和p值、标准化均方根残差（SRMR）、均方根误差近似值（RMSEA）和比较拟合指数（CFI）（Kline，2015:269）。由于缺失值的原因，我们的统计软件没有报告SRMR。卡方检验显著性往往在大样本（如本研究的9449个观察值）中被认为表明拟合度不佳，因此需要依赖其他拟合统计量。RMSEA为0.035，低于0.05的临界值，表明模型拟合良好。CFI和Tucker-Lewis指数（TLI）均高于0.95的推荐阈值（Hu和Bentler，1999）。整体来看，该模型与数据匹配良好。
表3和表4显示了父母教育期望适应性在家庭SES和居住地状态下的差异。在这些多组分析中，父母教育期望的适应性和相对响应性特征在所有组中均得到验证。此外，父母教育期望对子女成绩的适应性反应在没有大学学位的父母中显著大于有大学学位的父母，在低社会地位职业家庭中大于高社会地位职业家庭，在农村地区也大于非农村地区。总体而言，在经济和社会不利的家庭中，父母的教育期望对子女的学业表现更具有适应性。此外，不同维度或标准下的适应性差异相当一致，不论是通过父母教育、职业还是居住地状态来衡量不利或有利条件。
四、结论
本研究的实证分析基于一个全球具有重要意义的案例，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父母的教育期望是具有适应性的。额外的问题可能在于：适应性期望是否对孩子的教育产生实际影响？尽管这一问题并非本文的核心，但我们认为，适应性教育期望会影响父母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可能对孩子的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如文首所述，父母的期望通过父母的参与、孩子的期望等机制对多种教育结果产生影响。我们在附加分析中进一步探讨了父母的教育期望变化是否影响其教育参与。本数据集中有两个问题涉及父母检查孩子作业和指导孩子作业的频率，每个问题用4分制评分（“从不”，“每周1-2天”，“每周3-4天”和“几乎每天”）。利用这两个问题作为指标，我们构建了一个潜在变量“父母参与”，并使用个体固定效应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每当父母的教育期望增加一年，其在孩子作业方面的参与就会增加0.012个单位。尽管这一影响量似乎不大，但考虑到数据的时间间隔较短（即仅一年），并且作业参与只反映了父母参与教育的一个小方面，这种影响实际上并不容忽视。这一结果表明，父母的适应性教育期望并非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它确实对父母的教育参与具有实际影响。大量文献已证明，父母参与对孩子的学习成果有显著影响（例如，Hill 和 Tyson，2009；Kim，2020）。因此，父母的教育期望随着孩子表现而适应，也会相应改变他们的参与行为，从而对孩子的教育产生间接影响。
虽然附加分析聚焦于父母的参与行为，但父母的教育期望在主观（例如孩子的自我期望和学业自我概念）、行为（例如孩子的学业投入如作业完成）和经济（例如父母为孩子未来大学教育的储蓄）等方面也可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例如，对169项研究的系统分析表明，父母的教育期望显著预测了孩子的学业表现，这可以部分通过孩子的教育期望、学业投入和自我概念来解释，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父母的成就支持行为来实现（Pinquart 和 Ebeling，2020）。另一项对54项定量研究的元分析显示，父母期望对各年龄、性别、种族和国籍的孩子学业成就具有重要影响。此外，持有更高教育期望的父母更有可能为孩子的高等教育储蓄（Kim et al.，2015）。因此，父母期望的变化会对孩子的教育和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而适应性教育期望概念帮助捕捉了父母期望的动态变化，揭示了其广泛的教育意义。
本研究提出的适应性教育期望概念在多个方面为教育期望与学业表现之间关系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先前的社会学文献主要关注孩子自身的教育期望，并发现这些期望具有“粘性”或仅对学业表现有“轻微”响应（例如，Andrew 和 Hauser，2011；Bozick et al.，2010）。然而，本研究表明父母的教育期望不同于孩子自身的期望，它们不仅会适应孩子的表现，而且这种适应性反应显著。其次，先前文献表明，在教育转折点出现不佳结果时，低SES父母往往会降低期望，而高SES父母则倾向于保持期望不变（例如，Forster，2021）。本研究将父母期望的适应性从特定教育情境延伸至一般教育过程。第三，我们发现适应性教育期望不仅适用于低SES父母，也适用于高SES父母，只是前者的适应性程度显著高于后者。
相对响应性特征强调了父母期望对孩子表现的适应反应比孩子表现对父母期望的响应更为显著。此外，这一结果也挑战了某些心理学文献中的发现，即“期望对成绩变化的影响（r = 0.15）比成绩对期望变化的影响（r = 0.09）更强”（Pinquart 和 Ebeling，2020:463）。这些心理学研究通常仅利用双变量相关系数来比较父母期望与子女表现的相互影响，缺乏充分的理论解释。本研究基于适应性教育期望理论提出了相对响应性，并使用控制了多种个体和家庭混杂变量的更严谨统计模型验证了其理论。
适应性教育期望的异质性揭示了传统研究中常被忽视的一种教育不平等。现有文献表明，低SES父母的教育期望通常低于高SES父母（Liu 和 Xie，2016；Pinquart 和 Ebeling，2020）。这一点也得到了本数据的支持：两样本t检验显示，无论SES是通过父母教育、职业还是居住地状态来定义，这些SES差异在父母教育期望中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低SES父母的教育期望较低。然而，本研究进一步指出，这并不是低SES子女面临的唯一不利因素。低SES父母对子女学业表现更为敏感，并随之调整其教育期望。附加分析也表明，父母期望的改变会显著影响父母对教育的参与，表明“父母部分通过预期结果来决定参与的动机”（Hoover-Dempsey et al.，2005:109）。
本文原文来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