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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贞观到天宝,大唐王朝在这129年间发生了哪些变化

创作时间:
作者:
@小白创作中心

从贞观到天宝,大唐王朝在这129年间发生了哪些变化

引用
网易
1.
https://m.163.com/dy/article/JF7T7TRM05567C17.html

唐朝从贞观之治到天宝年间经历了129年的变迁,这期间,唐朝从鼎盛走向衰落。本文将从治国理念、军事制度和土地制度等方面,对比分析李世民和李隆基两位皇帝的统治特点,探讨唐朝盛世的兴衰原因。

从李世民到李隆基:治国之道的演变

李世民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帝王之一,其治国思想已达到相当高的境界。从他亲自编写的《帝范》中可以看出,他的治国之道包括:

  • 国事不急功近利,缓急有度,不伤民力;
  • 勤政节俭,广泛听取建议意见,决策果决周详;
  • 善于务虚交流,与其他决策人员能够推心置腹;
  • 不断学习,以古鉴今,加强自身修养。

贞观年间,无论是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马周等一代名相,还是李靖、李绩、尉迟敬德等当世名将,都能陪伴李世民始终。这既是李世民品德上的高贵和自信,也说明了这些名臣也在不断的进步。

房玄龄是伴随李世民时间最长的宰相,却无显赫功绩,但这反而是宰相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大唐在不断变化、不断前进,这些名臣伴随着李世民,眼界和执政能力都同步增长,自身道德修养也并未滑坡,这才留下贞观年间君臣相伴的佳话。

无论谁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都将被时代所抛弃。当然,晚年的李世民略显急躁,诸多良臣的凋零也使他失去了平等对话的对象,好在并未犯下不可挽回的大错。

李隆基在位前二十年和李世民有些相似,把治国之术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但术并非道。更要命的是,李隆基后三十年已经以一种玩耍的态度对待这个国家。

  • 好大喜功,边将擅自挑起边患,国家战略模糊,国力被消耗;
  • 玩弄权术,身边充斥着李林甫、杨国忠之类的奸人,再也听不到逆耳忠言;
  • 狠毒多疑,偏听偏信,对包括自己亲生儿子、结发妻子都失去了信任;
  • 道德败坏,骄奢淫逸,抢占杨玉环,浪费了大量时间在音乐和艺术方面。

从姚崇开始,宋璟、张说、张九龄、李林甫、杨国忠等宰相,除了张九龄、宋璟,其他人缺陷明显,或者贪财失德,或者索性就是些玩弄权术的奸人。而李隆基对这些宰相,用时宠信有加,抛弃时毫不留情,与李世民与宰相之间的平等开明政治风气完全不同。

李林甫是伴随李隆基时间最长的宰相,只留下弄权、乱政的千古骂名。李隆基最大的贡献是对武则天时期遗留的政治问题进行拨乱反正,加强了吏治管理。开元年间,是大唐王朝的最高峰,也可以说是整个古代历史最强盛的时期。

必须承认,李隆基前二十年,也是个伟大的帝王。如果排唐朝帝王谱的话,前二十年的李隆基绝对在前三名之内。但后三十年的李隆基,绝对不是个有道德、有修养的帝王。

从出将入相到藩镇作乱:君主专制集权能力的下降

李世民时期是唐王朝政治最为开明的时期,中央强于地方,朝官和地方官有顺畅的上下行通道,地方官和边将的最高理想是出将入相。

李世民时期战争的胜利,一是靠决策层战略谋划,二是将领的智勇兼备,三是士兵有积极战斗欲望。可以说,贞观不是最富,但却是最强的时代。

唐太宗

而李隆基时期不同,战争往往是边将挑起,小冲突引发全面战争,战略方向模糊;开元天宝年间更是少有名将,士卒不足或逃亡也已成为常态。

开元天宝年间的开疆拓土,往往不是靠战争胜利,而是依赖国力强盛耗死了对手。

本来李隆基手里握着一把好牌,只要战略方向明确,靠着规范化、制度化管理的政治、军事体系,虽然不能做到突袭数千里一举灭敌国,但无论吐蕃、突厥,用几年、十几年甚至再多些时间,被耗死是必然的。

但李隆基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反而在李林甫等人劝说下,开放了对藩镇和胡将的限制,设立了十大节度使。掌握地方军、政、财大权的节度使,已无入朝为相的可能,又很多是胡人,其心必异。

不是从战争年代经历血火考验的帝王,总是会犯这些根本性的错误。这些错误,直接后果带来了安史之乱,间接造成了唐王朝的灭亡。李隆基,只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毫无战略眼光。

唐玄宗

府兵制到募兵制:藏富于民到土地兼并的变化

随着大唐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问题日益严重,原来实行的府兵制已经出现问题。府兵制从西魏时期首创,经历北周、隋、唐四朝演变,是一种兵农合一的体系。平时为农,战时为兵,兵卒的装备武器都自行承担。

当年花木兰出征前,需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这就决定了,这种征兵方式需要士兵具有一定的资产积累,至少要是稳定的自耕农。

而土地兼并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民向农奴和佃农转变。已经在为吃饱饭发愁的士兵如何有能力置办盔甲、马匹、武器?少了一个主要劳动力的家庭,没有积蓄的妻子儿女如何生活?

于是,兵员素质下降,战斗力低下,逃亡士兵日益增多,府兵制已经不足以满足唐王朝国防需要。

花木兰

李隆基已经发现了这一点,并进行“检田括户”,打击强占土地的地方豪强。结合吏治整治,这个运动持续了十余年,带来了开元年间的国力强盛。但后期怠政的李隆基并未把这些措施坚持到底,土地兼并问题重新蔓延。

李隆基再次采取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把府兵制改为募兵制。实事求是讲,募兵制比府兵制有先进性,接近现代的职业军队制度。但募兵制实行后,土地兼并问题被掩盖,并带来了藩镇真正向分封诸侯转变的巨大隐患。

总之,贞观时期和开元天宝时期有很多不同,李世民和李隆基的差别是根本。从完善治国理念到变通处事,从开明政治到神秘皇权,从理想主义者到纯粹的现实主义者,从众正盈朝到小人当道,从量入为出到聚敛民财。

同时代的王维和李白分别写过《少年行》诗,其中有: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这似乎才是贞观大唐和天宝盛唐的最大区别。

甘肃阳关王维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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