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场域理论：实践、习性、场域与资本的互动
布尔迪厄场域理论：实践、习性、场域与资本的互动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是当代社会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它通过实践、习性、场域和资本四个核心概念，为我们理解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本文将对这一理论进行详细的介绍，并通过新闻场域和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案例，展示其在现实中的应用。
图1 皮埃尔·布尔迪厄
实践：弥合分裂
在布尔迪厄之前，社会学正面临客观主义（社会物理学）和主观主义（社会现象学）的分裂问题。
客观主义旨在“确定一些不依赖于意识和个人意志的客观规则（结构、法则、关系系统等）”[2]38。简单来说，坚持客观主义的社会学学者把人类社会视作一台精密的机器，认为其有自己固定的规则和结构，并效仿那些物理学家，试图找出社会运作的“物理法则”。布尔迪厄用索绪尔的语言学举举例说明客观主义，他认为语言学家对待语言的态度是一种“学院式悬置”，即语言学家会忽略人们实际使用的语言：
Quia nominor Leo的意思绝非“因为我名叫狮子”，而是：我是一个语法例句。[2]47
另一方面，主观主义的世界是充斥想象的、不存在客观性的、没有结构和规则的世界。社会被个体的自由意志、行动和能动性全权决定和随意塑造。布尔迪厄尤其批判了前人萨特的存在主义：
萨特的主体与卡笛尔的上帝相仿。[2]64
但真实的社会世界既不是全然的客观，也不被行动者统治，而是二者妥协折衷的产物。布尔迪厄既不拒绝承认环境、条件和规则对社会的制约，也没有陷入斗志涣散的悲观主义。为了超越结构和行动者的二元对立，他辩证地提出将实践（Praxis）作为破题之法。
图2 《实践感》
如果要对实践活动作出解释，只有把生产实践活动的习性赖以形成的社会条件与习性被应用时的社会条件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必须通过科学的工作，把习性在实践中并借助实践隐蔽地建立起来的这两种社会世界状态联系起来。[2]
习性：实践的倾向
习性（Habitus）是“条件制约与特定的一类生存条件相结合”的产物[2]80。换言之，实践通过习性达成调节规则和合乎规则两个目的，而非简单地服从规则。具体来说[3]：
习性是社会结构（比如两性关系，参见《男性统治》）的内化，即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被社会存在条件所塑造的系统；习性是实践的生成机制，为实践主体提供了一套可供参考的社会逻辑、感知框架、思维方式和行为倾向，决定了个体如何感知世界、理解社会规则并采取行动。
图3 个体习性的内化过程，图片来源于网络
习性既持久稳定又灵活多变。习性深深植根于个体的心智和身体中，家庭是习性形成的最初场所。根据布尔迪厄的品味区隔理论，中产阶级家庭哺育的婴儿长大后会为身体纤细而节制饮食，放纵进食高热量美食是属于低社会阶层孩子的狂欢[4]；尽管习性具有稳定性，但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环境条件的变化而调整——当孩子们走出家庭这一方小天地后，他们还将受到学校、职场等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习性是通过实践不断被再生产的，所以个体可以通过之前实践的历史经验去调节习性。
场域：实践的空间
如果说习性是个体的“内在结构”，那么场域（Field）是社会的“外部结构”。“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架构。”[5]或者说，场域是由各种社会小世界组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
场域是由结构规则、权力关系和资本资源构成的，具有充满争夺和博弈的动态性。我们可以把场域想象成“竞技场”。场域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只有掌握了资本才能维持地位，其中的个体为了资本进行斗争。个体掌握的资本有多有少，因此每个场域内部必然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布尔迪厄援引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指出场域内的统治者如同安静而强大的狮子策略，被统治者虽然弱小，但为了夺取资源改善处境往往率先发难。
场域由于社会分化呈现出多样性。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社会分裂出教育、经济和文化等多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因此场域也有包括教育场域、经济场域、文化场域在内的许多种，但分化后的场域仍然受到其他场域的影响。
资本：工具和目的
让我们继续“竞技场”的想象。场域中的个体斗争的目的是争夺资本（Capital），斗争的手段也依赖资本实现。布尔迪厄将资本细化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
经济资本是四种资本中最有效的，一般以金钱的形式出现。社会资本往往和姓氏、头衔等相关，与个体背后的关系网络紧密相关。至于文化资本，面子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资本，在众多涉及人际交往的场域中，一个人的面子反映了他拥有的权力和占据的地位，人们仰赖面子左右逢源，也为了“长脸”苦心经营。象征资本则是被社会所接受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能够通过“话语暴力系统”将一套社会秩序合理化。
资本是一种排他性资源，只有掌握资本的个体才能在场域中占据优势地位。例如，象征资本不仅是竞争的结果，也是进一步获取其他资本的手段。这种资本的积累和垄断使得社会资源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强化了不平等[6]，也就回答了本文开头提到的最后一个问题。
总而言之，实践是习性、场域、资本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资本既是实践的目的也是实践的手段，场域提供了实践的外部条件和规则，通过其规则和权力关系塑造个体的习性，习性则是实践的内在倾向和动力，反过来决定了个体如何在场域中行动和竞争。
新闻场域
布尔迪厄在法兰西公学院讲授的两堂电视公开教学课里抒发自己对电视相关研究的看法，之后出版成书。《关于电视》中整理了他对电视这一新闻场域（Media Field）的理解。
图4 《关于电视》
和其他场域一样，新闻场域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拥有一套独属于自己的规则。布尔迪厄揭示了电视背后的核心规则——市场竞争机制（当下流行的短视频也受制于类似的商业逻辑颇多）：
社会新闻。它一直是充满羶色腥报纸的最爱：流血和性、惨剧和犯罪永远可以卖。严肃报纸的模范一直因为害怕失去人家的尊敬，把它们摆在一旁或放在后方，但因为收视率当道却使它们成为成为报纸和电视新闻的头条。[7]21
新闻场域也受到其他场域的制约和限制，比如言论审查制度和符号暴力。政治场域可能对新闻场域采取言论封锁。新闻场域也有自发的言论审查——担心失业的记者会提醒自己不要越轨报道，追根究底其实是经济场域的束缚。
布尔迪厄的新闻场域为新闻传播学学者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范式。场域理论聚焦于中观层面，在宏观的新闻媒介模式和微观的组织研究之间建设了理论与实证结合的桥梁[8]。场域理论是一个兼容定量与定性研究的范式，这种兼容性使得新闻传播学研究可以采用包括统计分析和深入访谈在内的多种方法，以获得更全面的理解。比如有学者运用场域理论分析《南方都市报》的历史发展及新闻生产特征，认为南都权力和资本构成的变化体现了新闻生产从社会“控制”和“反控制”的互动中生成自主性的过程[9]。
案例：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
标题：“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话语空间与传播场域研究——基于微信朋友圈4160条谣言的分析[10]
摘要：“后真相”并不意味着谣言可以大行其道，但“后真相”时代的谣言在话语修辞和传播结构上出现了新变化。本文选取微信平台传播量最高的4160条谣言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谣言在标题修辞上具有权威加持与恐惧诉求、大量使用新闻式和数字式标题等手段；议题建构多使用程序化固定结构、故事元素、建构社交货币等方法；传播机制上呈现出幂律分布、嵌套结构的圈群化传播等，总结出后真相时代谣言传播的“加冕”与“祛魅”、逆火效应、延时机制、可视化负效应和少数人情绪启动等新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后真相时代科学辟谣的做点和对策。
参考文献
[1]李艳培.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研究综述[J].决策与信息(财经观察),2008,(06):137-138.
[2]布尔迪厄. 实践感[M]. 蒋梓骅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
[3]朱国华.习性与资本:略论布迪厄的主要概念工具(上)[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1):33-37 74-124.DOI:10.13916/j.cnki.issn1671-511x.2004.01.009.
[4] L.D.Wacquant,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A Work shop with Pierre Bourdieu[J], Sociological Theory, Vol.7, 1989.
[5] 布尔迪厄.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M]. 刘晖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2015.
[6]李全生.布迪厄场域理论简析[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2):146-150.DOI: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02.02.005.
[7]布尔迪厄. 论电视[M]. 林志明译. 麦田出版, 2006.
[8]白红义,张恬.社会空间理论视域下的新闻业：场域和生态的比较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1,43(04):109-132.DOI:10.13495/j.cnki.cjjc.2021.04.006.
[9]张志安.新闻场域的历史建构及其生产惯习——以《南方都市报》为个案的研究[J].新闻大学,2010,(04):48-55.
[10]李彪,喻国明.“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话语空间与传播场域研究——基于微信朋友圈4160条谣言的分析[J].新闻大学,2018,(02):103-112 121 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