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东吴大学往事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东吴大学往事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后，外国传教士可以在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5个通商口岸传教，外国教会势力进入中国。苏州临近上海，经济文化发达，传教士们纷纷来此传教办学，存养书院、中西学堂第二分院、博习书院等先后兴起，中国最早以现代大学学科体系举办的大学——东吴大学应运而生。

东吴大学校门 苏州大学档案馆提供

从博习书院到东吴大学

清同治十年（1871），美国传教士蓝柏与曹子实在苏州开办日主学校。光绪五年（1879），学校迁往天赐庄，改名存养书院。5年后，为纪念捐款助学的Buffington先生，更名博习书院，美籍传教士潘慎文负责校务。

潘慎文执掌博习书院10余年，制订了独特的教学计划：第一年至第五年为预备课程，上课内容包括《三字经》《论语》《算术》《圣经故事》等；第六年至第十一年为书院课程，教授《散文范例》《三角》《化学》《生物学》《几何》等以理科为主的内容，要求学生全面发展，完成规定的全部课程的学习。潘慎文才华横溢，语言天分极高，半年就掌握了汉语，他将西方现成的教科书，如《三角学》和《物理学》，以及从代数到微积分的全部教材翻译成中文。博习书院客观上对中国的教育与医疗起到了积极作用。光绪二十五年（1899），博习书院由苏州迁至上海并入中西书院。同年十月，在苏州举行的美国基督教监理会（以下简称“监理会”）第十四届年议会上，决定调整现有各校，将其发展成为一所设在苏州的大学（即日后的东吴大学）。

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江苏巡抚鹿传霖对大学的开办给予极大的支持，地方士绅亦积极捐款，促使学校顺利创办。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长期在苏州传教办学的监理会传教士孙乐文陪同美国领事古纳拜访鹿传霖，商讨买地办学事宜。鹿传霖当即命元和县令协助办理，“未几，诸地悉买，而围地之工兴矣”。苏州之所以“被选为东吴大学系统的中心，是由于它的较好的气候，作为中国教育中心的地位，能够购置足够的价格合理的土地，以及那些捐赠了25000美元支持这一计划的中国士绅的鼎力相助”。五月，监理会在美国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集会，决定在苏州成立一所大学，命名为Central University of China（在华之中央大学，即东吴大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以大学命名的西制大学。十二月，监理会在上海召开年议会，会上制定了《东吴大学校董会章程》，为建立董事会、选举校长及学校的注册、开办和运作打下了基础。章程规定董事会成员中7人须为居住在中国的传教士，5人须在美国本土居住，初定由林乐知、孙乐文、潘慎文、柏乐文、文乃史等12人为董事会成员，孙乐文当选为东吴大学校长。次年三月八日，东吴大学在原博习书院校址正式开办。

同时，刚从中国返美的林乐知、惠会督、李嘉麟出席监理会在美国新奥尔良举行的大会，他们积极向大家推介东吴大学，介绍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教育是中国人头脑中最主要的想法，它的支配力无所不在，中国人认为没有教育就一事无成。”他们先后募集到15万美元的捐款，作为东吴大学的办学经费。六月十三日，监理会以惠会督、哈蒙德、艾特金、柯克兰、蓝华德等5人名义向田纳西州政府申请注册，明确东吴大学作为一所授予学位的大学，“扶持文学和科学事业，建立一所图书馆；扶持一个历史学会，组建并扶持各种实业协会；促进绘画、音乐及其他美术，配合工贸商会……”由于英文名Central University of China与中文名东吴大学没有关联意义，很少使用，而Soochow University（东吴大学）很早就使用，光绪三十四年（1908），田纳西州政府批准东吴大学英文名改为Soochow University。

中西合璧的教育模式

东吴大学是监理会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大学，是清末中华民族危急时刻催生的产物，且与苏州重教的传统与官绅的支持分不开。东吴大学开办之初，规模小、教师少、学生少，教师仅孙乐文、文乃史等6人；学生仅64名，且以苏州及其周边城市为主，次年增至130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达到233人。面对这种情况，孙乐文校长并不气馁，继续贯彻其教育理念，注重学生的道德教育与培养，以“UNTO A FULLGROWN MAN”（即“为社会造就完美人格”）为校训。孙乐文在苏州传教多年，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学生们首先要掌握好母语，达到读写自如的程度，“作为一个中国人决不应该忽视其本国的历史和文明”，英文作为第二种语言也必须掌握。孙乐文认为，“世界各国欲谋自强，须从本国学术上着手，未见有放弃本国学术而其国得有强盛之日者”。他先后聘请黄摩西、章太炎、嵇绍周等中国著名学者担任国文教员，让中国“国粹发挥之、光大之”。而所有涉及西学的课程则用英语教授。为了让学生尽快掌握英语，他们不断改进教学方法，聘请“古安系列”语言教学方法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德华·斯旺协助英语教学，教员根据教学的语句，边说边表演，使学生直观理解并掌握。

据《东吴大学校董会章程》规定，学校设文学系、神学系、医学系、立法学、工程学等。孙乐文治校期间，开设了完备的文理科学士学位课程。学校创办伊始，学制分初等、中等和高等，其目标是取得中文预科毕业证、大学毕业证的学生要分别达到中国的秀才、举人水平。光绪三十年（1904），东吴大学6名预科班学生参加科考，3人考取秀才。光绪三十三年（1907），东吴大学首位毕业生沈伯甫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大批官员、士绅和美国驻沪领事出席了沈伯甫一个人的毕业典礼。次年，东吴大学又有3名学生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由于孙乐文重视中国文化教育，因此东吴大学学生在连续参加清政府选派学生出国留学考试中，中英文成绩均名列前茅，自此“举国上下皆知，东吴大学培养的学生不但熟习中文，在西学科目上也不输于任何人”。

孙乐文是位了不起的具有国际视野的教育家，为东吴大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认为，清政府建立的新教育体制必须是属于中国的体制，新学必须“经过'本土化’改造，而不应该仍旧保持其舶来品的'异国情调’”。东吴大学的经费大多是从美国募捐而来，但孙乐文并没有将其看作教会的“私产”，而是认为东吴大学是苏州的大学，是中国的大学，外人只不过“经始”，将来当由中国人接办。

1911年3月，孙乐文因病逝世，上海中西书院监督葛莱恩接任校长，其教育理念与孙乐文一脉相承。他执行当年两校合并计划，将中西书院学生并入东吴大学相应的班级，继续学业。东吴大学在师资力量加强的同时，购地扩充，建造多幢建筑，以孙乐文名字命名的孙堂于1912年夏天竣工。这是一座具有办公、教学、自修等空间的多功能教学大楼，其中二楼是图书馆，为师生们阅览图书提供方便。

葛莱恩的父亲是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教会的忠实教友，因此小石城第一监理会教堂于1920年向东吴大学捐款6.5万美元，建立了以葛父之名命名的葛堂。葛堂，即科学馆，由生物、化学、物理、数学4个学科使用，所设“科学教室、实验室以及演讲厅等，举凡光线、声浪、构造，乃至听众席次之位置，罔不与科学原理相吻合”。1924年，举行葛堂落成典礼时，中外人士感慨：“如此设备，非但中国各大学所仅有，即美国最著名之大学中亦少见。”

20世纪20年代，随着师资队伍的不断扩大，东吴大学专业划分明晰，课程设置规范合理，形成了文理科（苏州）和法科（上海）的综合性大学格局。除本科教育外，东吴大学开展硕士生教育工作，1917年春季首次颁发硕士生毕业证书。东吴大学逐步发展为一个庞大的教育体系，除东吴大学文科、理科、法科外，还有4所附属中学、惠寒小学、松江圣经学校等，成功构建“东吴系统”。

惠寒小学师生合影
苏州市档案馆藏

1926年，北伐战争激起了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情，要求改变教会学校性质的呼声日渐高涨。1927年3月，东吴大学第三任校长文乃史在校董会上主动提出辞职，推荐杨永清出任校长。杨永清毕业于东吴大学，后赴美留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和文学硕士学位。12月3日，东吴大学举行新校长就职典礼，杨永清成为东吴大学首任中国籍校长。东吴大学改组校董会，一改过去以美籍为主的格局，15名校董中，中国籍校董占三分之二，并正式向南京国民政府立案。1929年，东吴大学以“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为中文校训，与“为社会造就完美人格”英文校训并存，同时确定了新的校旗、校歌与校徽。

杨永清治校的10余年间，大力推进男女同校，扩大学校的基础建设，开展教学改革，废除宗教必修课的规定，东吴大学呈现新气象。早在1920年，东吴大学招收了江贵云、葛美丽（葛莱恩校长之女）等4位女生，开东吴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但收效甚微。1928年，杨永清公开招收女学生，杨绛就在那一年进入文学院读书。东吴大学的经费日渐充足，除了获得美国教会的津贴与国民政府的补贴外，还得到众多的社会捐助，如玉麟化学贷金、沈长庚奖学金、司马德纪念奖学金、清寒奖学金等等。有了经费保障，新女生宿舍、子实堂、维格堂、司马德体育馆等建筑物拔地而起，其中为感恩葛莱恩与文乃史两位校长而建起的石岩花园和仁寿亭，则显示了中国传统的尊师之道。1935年5月，监理会主办的《福音光》评价杨永清任职以来的工作：“校务进展，更为显著。”

东吴学子成为社会精英

东吴大学注重学术研究，创办《东吴学报》《东吴年刊》《东吴月报》《老少年》等刊物，为师生提供学术研究园地，无论是文理学院还是法学院均培养了无数精英、社会栋梁，如许德珩、周谷城、费孝通、雷洁琼、杨绛、赵朴初、查良镛等人，以及冯新德、李政道、陆琰、时钧等50余人先后成为学部委员或院士，他们毕业于或曾经就学于东吴体系各校。

《东吴月报》第一期封面、《东吴大学法学院年刊》封面
苏州市档案馆藏

东吴大学法科（后更名为法学院）仿照美国著名法学院的做法，招收具有两年大学学历的学生，学制三年，主要培养学生通晓英美法、罗马法以及希伯来法三种法律体系，以便让学生在比较中掌握法律的基本原则，同时注重中国法的教学与研究。1918年，8名东吴大学法科学生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开创了现代中国之先声”。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等著名大学的法学院承认东吴大学法科学位，吴经熊、陈霆锐等毕业生均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杨兆龙、李浩培、倪征燠[yù]等出身东吴大学的杰出人士，成为中国法律界的精英。

1928年，吴江人倪征燠[yù]自东吴大学法科毕业后，随即留学美国，获得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受聘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荣誉研究员。他学成归国，先后在东吴大学、大夏大学、持志大学任教，讲授国际法、国际私法、比较民法、法理学等课程。1946年至1948年，他与鄂森、高文彬、杨寿林等东吴大学校友一起参加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他们查阅大量档案，有理有据地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甲级战犯提出了控诉。他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享受国际司法界最高荣誉的国际法官。

东吴大学理科同样声名卓著，人才众多。生物学教学的开创者、美籍教师祁天锡担任系主任时，设置并教授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课程，使东吴大学生物学教学领先其他高校。东吴大学选派功底扎实的生物学专业毕业生赴国外深造，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这些学子归国后都在私立或公立大学主管生物专业，谈家桢是其中的佼佼者。谈家桢自小就读于教会学校，聪颖好学。1926年，年仅17岁的谈家桢被保送东吴大学，主修生物学。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主办1929《东吴年刊》，并尽己所能回报社会，担任惠寒小学校长。惠寒小学是东吴大学学生募集经费创办的，免费招收贫寒子弟，“本服务社会之精神，以陶冶贫苦儿童，实开现代文化运动中义务教育之先河”，为失学儿童提供公平教育的机会，成百上千的惠寒学子进入中学、大学深造，实现了求学梦想。

谈家桢

1930年，谈家桢经东吴大学原生物学系主任胡经甫推荐，成为燕京大学遗传学专家李汝祺的研究生。1934年，谈家桢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摩尔根。在美期间，他研究果蝇进化遗传学，发表10余篇论文，在世界遗传学界崭露头角。他深知国内遗传学研究十分薄弱，结束学业后就到浙江大学生物系任教。抗战期间，科研条件异常艰苦，谈家桢在简易的“实验室”里开展科学研究，发现了瓢虫鞘翅色斑变异现象，首次提出镶嵌显性遗传，引起了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20世纪50年代，谈家桢调到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副校长。他一生信奉科学，坚持真理，建起国内第一个遗传学专业、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成为著名的国际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

回顾中国高等教育史，东吴大学是最早开展研究生教育并授予硕士学位、最先开展法学（英美法）专业教育，也是第一家创办学报的大学。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由东吴大学文理学院、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南大学数理系合并组建苏南师范学院，同年更名为江苏师范学院。1982年，学校更复名苏州大学（Soochow University）。从东吴大学到苏州大学，百余年的辉煌历史，始终激励后学奋发有为，再续华章。

本文原文来自中国档案报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