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帅”与“雄关”在蓟州的对话
“名帅”与“雄关”在蓟州的对话
明代名将戚继光一生曾先后两次戍守蓟镇，时间长达二十一年。过去，学界对此关注有限，民间亦知之甚少。日前，第二届“名帅雄关——戚继光与黄崖关长城”历史文化研究与成果转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蓟州区举办，来自国内外专家学者七十余人，共叙戚继光研究、长城研究相关最新成果，有些新的发现，让蓟州黄崖关长城这张名片增添了别样魅力。
天津蓟州黄崖关长城与戚继光塑像
再探名帅用兵
戚继光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南征北战，屡战克捷，立下不朽功勋。他留下的兵书《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在练兵、治械、阵图等方面多有创见和总结，推动了中国古代军事科学的发展。他的作战思想，立足于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代，提出了一些新的作战原则和方法，具有开创先河的重大意义，且对后世影响深远。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员葛业文认为，戚继光在作战指导上主张“算定战”、“因敌转化”、攻守结合、集中兵力、大创尽歼；在战法上主张以火器使用为中心，各种武器相资互卫，实行车、步、骑多兵种配合作战的战术，是其战无不胜的保障。
南开大学教授庞乃明研究发现，当时，戚继光在水师战船、车步骑营、城防等各领域大量引入欧式火器，将鸟铳引入“鸳鸯阵”，并积极改造欧式火器，走在了引进、改造和装备提升欧式火器的前列。
文史学者张桐考察戚继光兵书中的军粮发现，戚继光不仅创建了辎重营以实现军队的机动保障，还在敦堠检查制度中以军粮消耗情况检查士兵在岗情况：“差查人员到墩，先数军足五名，即看种火之处火种有无，次看水缸有无水；次看米鲞见存用过数目；次看碗碟、睡卧处所，是否在墩宿歇”。
戚继光的军事实践与《孙子兵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山东孙子研究会副会长、《孙子研究》主编路秀儒和山东孙子研究会副会长王立都认为，戚继光带兵中的“无法无政”、练兵上的“练心练气”、助兵上的“因敌而变”、用兵上的“正合奇胜”充分体现出戚继光对于《孙子兵法》智慧的应用、借鉴与发展。
文史学者井振武研究发现，冯玉祥对戚继光十分推崇，其治军本质“取资于戚继光练兵成法”。1934年，他曾亲往蓬莱拜祭戚继光，这缘于两人的经历相仿，都是家贫好读书、自学成才。都是军旅诗人，且在练兵治军方面颇具匠心。
文史学者欧阳康认为，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宣传动员的实际需要，在军界、政界、民间大量出版了与戚继光相关的书籍。郭沫若、田汉等人曾拟创作相关历史剧本，郁达夫创作了祭奠戚继光的词作，艺术界的“抗战瓷”、教育界出版的国文、历史等课本中也运用了大量戚继光典故。
戚家军与义乌兵
浙江省义乌市地方志编纂室主任吴小锋介绍，作为明代戚家军的主力骨干的“义乌兵”，在追随戚继光南征北战的历程中建立了不朽功勋，同时也为各地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在长城周边一些义乌籍后裔相对集中的“义乌村”，建筑构建多带有南方风格，面向南方祭祖、分“上坟肉”等民俗，均与义乌相似。
南开大学教授闫爱民通过研究《东海戚氏宗谱》（婺城），考察了东海戚氏的源流与迁徙。他认为，戚继光在义乌等地招募组建“戚家军”，之所以能快速成军，反映其对当地民俗了解之透彻、对乡土之情把握之深入。戚继光与义乌、金华等地早就有着紧密联系和交往，这种联系除了浙江剿倭的军务外，还有可能是通过戚氏私人的宗亲关系保持着。
戚继光后裔戚克栴通过戚氏族谱和各类史料，详细考察了戚继光家族史及其后代的分布情况。他表示，戚继光的籍贯、世袭官职、世居地与成长地均应是山东蓬莱，其后代早期留在了山东蓬莱，其大弟戚继美的子孙应该在贵州，其二弟戚继明儿子戚金的后代则到了江南定远。
暨南大学副教授王荣湟在考察福清名山瑞岩山与戚继光关系时发现，明代嘉靖年间，戚继光驻军福清，曾多次游览瑞岩山，修治山中名胜，为各景点取名，瑞岩山因戚继光而成为地方名山。据说，戚继光曾和幕僚到瑞岩山皆醉亭喝酒，皆醉亭下一岩石不似别的石头东倒西歪，仿佛提醒戚继光不能醉酒。不久哨兵来报，倭寇乘机偷袭海口镇，戚继光回到军营，出奇制胜，倭寇被杀得大败而回。后来，戚继光把这块岩石命名为“独醒石”。类似的传说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福清民间对戚继光及其抗倭斗争的历史记忆。
戚继光研究在朝鲜
韩国中国文化研究会原会长朴现圭带来的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他认为，戚继光军事思想在当年中国援朝抗倭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史料证明，当年正是戚继光的部将吴惟忠率军进入朝鲜，帮助朝鲜打败了日本倭寇。他说，壬辰倭乱（1592—1598）是一场发生在朝鲜半岛并将朝鲜、明王朝、日本等卷入其中的一场战争。战争以日本攻陷朝鲜半岛揭开帷幕。以明朝军队远赴朝鲜迎战日军，打败了日本为结束。朝鲜百姓为了纪念吴惟忠，在竹山、忠州等七地立碑，其中竹州的碑是唯一现存的。日本京都大学藏有忠州的吴惟忠《吴总兵清肃碑》拓本，记录了这一史实。
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林慧提出，得益于明朝戚继光所著《纪效新书》的传入，“壬辰倭乱”后的朝鲜王朝逐步建立起了职业化的军事系统。然而，由于朝鲜王朝自身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等方面独特的发展模式，在城墙建造、兵器使用等多方面无法做到严格按照《纪效新书》所记载进行。《纪效新书》中部分在中国行之有效的军事防御建制和士兵操练阵法，很难在朝鲜军队中真正落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朝鲜王朝自身的局限性。
蓟镇长城烟云
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王志国阐述了长城文化在博大精深中华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赵琛根据他多年的实地考察，用大量研究成果证明戚继光在明代中期除了在长城塞防上作出突出贡献外，还在海防方面成绩卓越。
浙江临海市的卢如平从事戚继光及台州地方文化相关研究多年。他通过研究发现，长城上的“空心敌台”这一形式，早在戚继光加强台州府城防时即已创建。戚继光任蓟镇总兵后，对空心敌台加以改进创新，在长城依山就势大量修建。
长城是一套完整的从边疆到指挥中枢的防御系统，其中烽燧作为整套系统中最基本的单位，担任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天津大学副教授李严重点研究了《传烽歌》，这是一首戚继光就任蓟镇总兵时创作的关于烽传信号的诗歌：“一炮一旗山海路，一炮二旗石门冲。一炮三旗台头警，一炮四旗燕河攻……千贼以上是大举，百里以外即传烽。贼近墙加黑号带，夜晚添个大灯笼……”当时的烽传信号，要传递敌人来犯方向、来犯敌人人数、敌人犯边程度、能见度等等诸多信息。
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服务中心李勃、邢亚萍认为，蓟州与蓟镇既有渊源又表现不同。蓟镇是军事建置，明代北方边疆形势和防御策略不断调整变化的历史背景下，逐步产生发展成“九边”格局的军事重镇，蓟镇之名起于蓟州，两者在时间空间上存在交叉重叠，但在建置沿革、管理职能、管辖范围上又表现不同。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肖立军研究明代军制多年，他考察发现，明代蓟镇有多处带“黄崖”两字的地名，共包括“四关二山”。蓟州卫附近的黄崖关驻操营应是明景泰年间以后设立，主要任务是操练以备应援。明清两代，蓟镇黄崖关的营兵制基层将领经历了提调、守备、操守、把总等演变过程，军事上重要性呈降低趋势，但作为民族交流与交往通道的作用有所增强。
共话学术未来
戚继光与长城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天津兵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徐勇提出，要进一步打造天津蓟州黄崖关“名帅雄关”的文化品牌，得到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同。“把戚继光与黄崖关长城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理念，经过八年多的沉淀，已深入人心、达成共识，这项成果的取得，不仅推动戚继光与黄崖关长城研究不断前行，形成独特的品牌效益，而且在成果转化方面也已初见成效。正如著名明史学者、南开大学资深教授南炳文先生所说：“名帅因雄关而威名赫赫，雄关因名帅而屹立千古。”
天津传媒学院院长李罡认为，戚继光将军和黄崖关长城的历史，既是天津市的重要文化标志，更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重要象征。天津传媒学院倡议各大院校，有责任和使命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用激情、用文学艺术书写名帅雄关的英雄事迹和民族精神。目前，学院正在加强跨学科、跨专业的合作与交流，以实现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学术成果的转化，是未来在这一领域横向发展、获得社会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天津传媒学院戏剧学院院长刘恩义介绍，借助戏剧这一充满艺术张力的媒介，戚继光和长城的形象被赋予了更多的可能与深度。近年来，原创舞台剧《长城筑梦》、京剧《戚继光》、台州乱弹《戚继光》等作品的推出，就是这一段历史在戏剧舞台上的生动再现。
近年来，蓟州区盘山（长城）管理服务中心依托戚继光与长城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天津兵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组织国内外史学和建筑学专家，从史事考述、人物研究、历史启迪等多方面深入挖掘戚继光与黄崖关长城故事，编辑出版了《名帅雄关——戚继光与黄崖关长城研究》一书。下一步，蓟州区还将继续与相关学术团体、业内学者加强合作沟通，共同推动这一领域研究不断深入，扩大戚继光与黄崖关这一“名帅与雄关”文化品牌在全国的影响。
本文原文转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