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白川方明、朴之水：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经济影响及对策
蔡昉、白川方明、朴之水：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经济影响及对策
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是当前全球面临的重大议题，对中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蔡昉、日本央行原行长白川方明和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朴之水就这一主题展开对话，深入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现状与挑战
蔡昉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着“未富先老”的挑战。2023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15.4%，迈过了“中度老龄化”的门槛。预计到2032年左右，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占比将达到21%以上。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少子化挑战，生育率低且下降速度快，2020年总和生育率为1.3，2023年更是降至1。
应对策略
蔡昉认为，“未富先老”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目前的潜在生产率远高于处于同样老龄化水平的国家，有较好的物质基础来支持现代化和人口高质量发展。应对老龄化，目前最紧迫的需求在于养老事业和产业。同时要把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用来支持人口高质量发展，将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成本从私人支出转化为公共品供给，降低生育负担。此外，提高社会流动性也有利于提高生育意愿，从而促进生育率的提高。
白川方明则强调，人口负增长的严重性被严重低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减少的影响，但并不足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使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本质上是资本投资，随着资本投资的增加，资本回报率将逐渐递减，最终生产力增长也会减弱。此外，在人口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资本的供给来源本身也将面临挑战。
缓解人口负增长的影响，白川方明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提高劳动参与率。日本的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在性别方面，日本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还有较大的提高空间。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的原因在于担任管理职位的女性人数很少。
接收更多外籍员工或移民。目前外国出生人口占日本总人口的比例仍然很低，只有2%。但是，如果观察流入人口的数量，经合组织国家的情况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在疫情之前，日本已经是每年外籍劳工流入量第四大的国家。现在，实际增加的外籍员工人数已经达到日本新生儿数量的1/5。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到2070年，外籍劳工占日本总人口的比例将增至10.8%。
努力营造有利于年轻夫妇养育子女的社会环境，提高人口出生率。
朴之水认为亚洲地区正在迅速老龄化，但尚未做好准备，政府应该加大投入来保障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提高老年人口的福祉。这不仅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可以减少健康问题和降低医疗需求，从而使政府避免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延迟退休是缓解劳动力短缺、提高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的有效措施。为使社会更容易接受，可以考虑三种办法：
可以提前多年宣布提高退休年龄，以便社会有充分的时间适应。
允许人们在法定退休年龄退休，但可以通过设立经济激励措施，鼓励大家继续工作。
需要确保养老金制度的设计不会激励有生产力的工人提早退出劳动力市场。此外，为老年人提供终身学习机会的投资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
二十届三中全会人口政策解读
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人口面临的挑战有两个方面，少子化是由低生育率造成的，而长期的低生育率同时会造成人口老龄化。这样就明确了两个重点，直接以这两个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相应的政策指向首先是这两个重点。不过，不仅是两个点，“一老一小”形成了一个区间，或者说两点加一线。
《决定》还作出了一个部署，即人口支持政策体系的覆盖范围是“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从“小”到“老”形成了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政策支持体系，其中涉及的政策包括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最后还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因此这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如果能做到这个要点，就形成了激励相容、目标一致、措施得当的政策体系，也能改善人们行为，这里特别是指生育行为。
二十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推动形成“生育友好型社会”，说明要在社会各个方面形成这样的氛围，从社会舆论上和物质上对生育形成鼓励和激励。历史上，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用了各种措施禁止超生，以降低生育率。近些年不断根据情况的变化放宽生育政策，目前已经放开到“三孩”政策。这个《决定》文件相当于做出正式宣示，我国的人口政策是一个鼓励生育的政策。
鼓励老年人就业
日本老年劳动参与率高是由什么政策推动的？因为你们都提到了在老龄化社会时代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性，所以，也许相关政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白川方明：如您所言，日本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相当高，可以归结为三个原因。
首先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劳动力短缺本身就可以促使工作机会增加。我这一代人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今年74岁，是典型的“婴儿潮”一代。15年前，“婴儿潮”一代的人年龄接近65岁，如果他们退出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就会严重短缺。同时，即使工资逐渐增长，企业也很难从劳动力市场上招到员工。因此，在工资上涨的推动下，老年人也有推迟退休的倾向，这是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
其次是健康。我们经常讲，日本的老人很健康，日本的长寿率是世界上最高的，这意味着日本人的健康年龄比其他国家更长，即使65岁的人被定义为非工作年龄人口，他们仍然健康，因此工作时间更长。
第三，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延长退休年龄。例如，在20年前，日本退休年龄是60岁，然后逐渐提高到65岁。现在，日本政府鼓励日本企业将退休年龄从65岁延长至70岁。此外，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也对延迟退休产生了影响。
朴之水：我认为日本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延长老年人的工作寿命。实际上，我们对许多国家老年工作者的健康工作能力进行了分析。
我们发现，在许多不同的国家，大约有70%—80%的60多岁老年人群的健康状况足以支持他们进行高效工作。在考察健康状况如何影响年轻人的劳动力供给时，如果将健康状况与年轻人相似的老年人换算成年轻人，那么这部分群体是足以胜任工作的。但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已经退休了，并没有继续工作。
我们估算了这部分尚未开发的劳动力资源，对于60岁—64岁的老年人来说，工作机会最多的国家是印度，印度只需要让更多健康的老年人去工作，其劳动参与率就可以提高23%。
如果看65岁—69岁年龄段，泰国在这一年龄段有很多健康的人没有工作，如果这些人都工作了，泰国的劳动参与率可以提高37%，并能立即增加GDP。
我们估计，对于印度和韩国这样的国家来说，让60岁以上的老人参加工作，可以增加1.5%的GDP，中国则略低，可以增加不到0.5%的GDP。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还就如何延长工作年龄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有一点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提高退休年龄。在中国，男性的退休年龄仍然是60岁，而女性的退休年龄最高是55岁，一些制造业或劳动密集型行业的退休年龄甚至更早。中国政府已多次宣布有意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但在政治上取得进展并真正实施看上去有些难度（编者注：从2025年1月1日起中国将启动延迟退休改革）。
减轻提高退休年龄的政治阻力，有以下几种方法：
效仿英国的做法，提前多年宣布提高退休年龄，例如宣布“在10年后，我们将把退休年龄提高2岁，在15年后提高3岁”，这样做就不容易引起反对，因为这不会影响到现在（工作）的人。但人们会开始改变自己的预期，使得延迟退休更容易被接受。
允许人们在（现有）退休年龄退休，但可以制定某种经济激励措施，鼓励大家继续工作。工作年限更长，也许就能获得更好的养老金福利。这并不是告诉人们“你不能退休”，而是在激励大家晚些退休。
确保养老金制度的设计不会激励有生产力的工人避开强制退休年龄（提前）停止工作，允许过了退休年龄后有更灵活的工作安排，比如兼职或利用新技术居家办公，这类机会对老年人来说意义重大。此外，工资的设定也可以很灵活。日本也有这样的机制，雇主可以根据年长员工的实际工作和生产力来支付工资，这样就不会被认为雇主是想要辞退年长员工，从而雇佣生产力更高的年轻员工。
考虑为老年人的终身学习进行投资。新加坡和法国都有非常有趣的计划，政府为每个人设立了一定的基金，人们可以在一生中选择参加培训课程或学习新技能，以帮助他们有更多机会跟上新技术的发展，保持生产力。当然，延迟退休年龄也很重要。这样，员工尤其是退休年龄较早的女性员工会认为，趁着自己还在工作的时候进行更多的自我投资是有回报的，因为她们还会继续工作一段时间。
最后，雇主往往没有意识到有很多投资机会可以真正提高老年工人的生产力。因此，应建立更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工作场所，以便老年人提高生产力。为老年工人提供健康维护和其他类型的支持，使他们在更长时间内保持更高的生产力。
本文原文来自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