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新石器过渡学术研讨会：打破学科壁垒，推动考古学发展

旧新石器过渡学术研讨会：打破学科壁垒，推动考古学发展

因研究材料的特性、阐释取向、学科传统、管理机构等多方面因素，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在很长时间内似乎相互并不熟悉对方的专业话语、学术实践，以至于不少这两段的史前考古研究者并不真正关心各自研究领域之外的考古材料。当然这种情况对时段性质很明确的大部分研究课题（比如现代人起源、城址起源）来说并没有影响，但是如果涉及到一些时段交叉的学术问题，如农业起源的探索，弊端就会不断地凸显出来。事实上，早已有很多考古界先生们指出了这点，苏秉琦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重建中国史前史的考古学新任务时就说到“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研究被人为地割裂了，上下不能贯通，以至对中国史前史各自只能有片段的而非完整的认识。”严文明先生在给《史前考古》寄语中也提到：“应该致力促成我国史前考古的整合。中华文明有个长期孕育的过程，旧石器时代文化与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一个整体，不应将二者割裂开来。” 近年，随着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考古发现大幅增加，相关认识和讨论趋于热烈，这种理念也不断深入人心。在此背景下，由中国考古学会、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举办，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的“旧新石器过渡学术研讨会”和“东亚地区农业起源学术研讨会”于11月2日至4日在河南郑州召开。总结过往，寄望未来，此次学术会议从发起人为北京大学一级教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赵辉先生就可以感受到，其“学术味”浓厚，学术引领性突出。

图1 学术研讨会会议现场

旧石器、新石器考古研究者同台汇报并面对面交流是此次会议首先的一个特点。会议大致按东北、华北、华中、岭南、青藏高原、山东等地区，邀请熟悉这几个区域考古发现的研究人员进行概要性论述，虽然并没有覆盖中国所有省份，但是以粟作、稻作两大农业起源为中心的主要区域均已在讨论范围。此外，还有资深研究人员发表了他们对旧新石器文化过渡概念、时间、核心问题，以及中国新石器化最初进程的最新学术观点。可以说，通过这次会议基本上对中国目前这一阶段已有的发现与研究进行了一次新世纪系统的学术和学理回顾，既有高屋建瓴的整体性论述，也有细致入微的遗址个案介绍。

图2 不同学科研究人员讨论现场

多学科研究人员热烈的学术争鸣、思想碰撞是此次会议另外的一个特点。会议精心设置了“动因——环境生态”、“文化与技术”、“适应策略——生业、资源与人群”、“国际视野”四个主题，邀请了古环境与气候、动植物、体质人类学、古DNA等国内外研究人员发表了专题性的演讲，讨论的时间段也十分具有针对性，主要集中于2万年以来的中国大陆气候植被变化、人地关系、动植物资源利用策略等方面。这种安排显然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多学科合作蔚然可观的发展趋势，围绕一个学术议题而集结这么多学科的“豪华”阵容在以往并不常见，但却是推进科学研究走向纵深、消除学科壁垒行之有效的举措。会后，安排考察了李家沟遗址、裴李岗遗址，这两处遗址的发掘不仅有新的发现，如裴李岗遗址下部叠压有旧石器时代细石器文化层，多种科技手段的应用也是可圈可点。

图3 新郑李家沟遗址会后考察

尽管如此，在距离1999年广东英德召开的“中石器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过去的25年里，关于旧、新石器过渡阶段和农业起源的重要或重大考古发现在中国南方（广东青塘遗址等）、北方（河北康保兴隆遗址、尚义四台遗址等）、西部（贵州牛坡洞遗址等）、东部（山东赵家徐姚遗址等）又都有相当不少，一些发现确实刷新了我们以往的认识，甚或填补了某个区域某个时段的空白，区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越来越得到体现，但是客观地说25年前面对的一些基本问题，如“过渡期”的存否、概念定义、时间界限、文化内涵、发展的动因和过程等，似乎都没有太多新的突破和取得更多新的共识。反思这背后的原因，可能也不能仅仅归结于更多考古发现的缺憾，也许理论创新和体系建设、方法科学系统化的不足或缺失是更为重要的制约，跨学科真正整合的困境成为从考古发现向理论构建提升的瓶颈。

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研究至少要打破三重困境：一是旧石器考古与新石器考古的割裂，二是不同学科的隔阂，即“两张皮”问题，三是“画地为牢”，研究视野过分以行政区划替代生态地理区。跨地区跨学科的整合理念贯彻于同一个生态地理区的田野考古实践工作中，将促进相关理论的创新和自主建设。相比起大量考古新发现中精细化研究的不足，考古学研究范式的滞后发展是更需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改变的现状，这其中以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为主导的传统田野发掘方式的更新是关键，然真正“脱胎换骨”大概也是需要几代考古工作者接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