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新豹忆基督教与革命的密切关系

丁新豹忆基督教与革命的密切关系

香港作为中国近代革命的重要基地，不仅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航运优势，更因为基督教在这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道济会堂到合一堂，从《中国日报》到革命资金的筹集，基督教与革命的关系密不可分。本文将为您详细讲述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除了新闻自由很重要，宗教自由亦同样重要。为什么要讲宗教自由？因为有宗教自由，才能在香港办学，例如马礼逊纪念学校、英华书院、圣保罗书院、拔萃书院等，全部都是基督教的。其后也有“圣若瑟”、“圣心”等，是天主教的。

基督教还有一座很重要的建筑，叫做道济会堂。

道济会堂可以说是近代革命很重要的一座建筑，因为很多教友都是资助革命的，有些更是参与革命，例如孙中山。他读书的时候，经常会去道济会堂和牧师聊天。

孙中山在港读书习医时，经常出入道济会堂，跟牧师和教友建立亲密关系。（图片来 源：视觉中国）

这些牧师也非常不简单。现在的合一堂，前身是道济会堂。今天合一堂的堂庆，是10月10日双十节。因为他们的很多教友都参与过革命，所以堂庆选择在10月10日。

道济会堂其中一位长老是区凤墀，他是孙中山的中文老师。孙中山因为读番书，所以中文不太好，但是他需要经常接触中国人，一定要中文好。于是，他找了区凤墀帮忙补习中文，区凤墀也帮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孙逸仙。

另一位王煜初牧师，他也是一位思想新颖的牧师。据说，孙中山也常会找他聊天。而王煜初的儿子中，有一个叫王宠惠，就一直跟着孙中山。王宠惠一直跟着国民政府，最后更去了台湾。

除了刚才说的革命的维新，香港更加是革命的摇篮。首先它是很重要的航运中心。说到革命，这些人从南洋或者日本到香港，都是要坐船。香港是重要的航运中心，很繁忙，不论运送武器和人都很方便。

因为香港是英国管治的，清朝政府管不了。他们在这些活动，英国政府都是一只眼开一只眼闭。除非是很大件事，弄得清朝抗议，他们才会稍微收手。

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他们策划的起义行动都是在香港进行的。

香港作为革命后勤基地，譬如郑士良于1900年惠州起义后，就会回到香港。

当然清朝会使出暗招，就是派人到香港进行暗杀行动。郑士良也如杨衢云一样。有人请他吃饭，吃完饭后他就中毒了。

又例如黄兴在黄花岗起义时，他在广州被人打断手指，他就手指只连着一些皮走回香港，由医院帮他缝回了手指。

还有是，青山有一座红楼，红楼有一座青山农场，是当时他们搞革命藏匿的地方，是相当偏僻的地方。

他们也知道报纸的威力，所以开办了一份叫《中国日报》的报纸。这份报纸有两个作用，一是宣扬革命，二是跟保皇党的报纸竞争。

其实香港的报纸是很热闹的。革命的、反革命的，都聚集在香港，大家一起斗法。

此外，香港一些有钱人，也捐了不少金钱给革命人士。当时捐款最多给兴中会的人是李纪堂；在同盟会的时候，捐款最多的是李煜堂。

这两个人的名字很相似，但其实并没有关系的；而李煜堂的儿子也参与革命。

另一位人士叫林护，现在香港也有一间林护中学。林护原本是做建筑的，他也捐了很多金钱给革命人士。

李煜堂和林护这一班人，都有几个特点：一、他们都是从商的；二、他们都是基督教徒。我们发现那个年代参与革命的人，10个中有7个都是基督徒。

这个现象值得深入研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基督徒？

后来我也研究过，更到了薄扶林的坟场看看，突然之间明白了。孙中山的老师在那里，孙中山的同学在那里，孙中山的革命同志也在那里。捐钱给孙中山的人在那里。

我发现了真的不简单。原来基督教同革命的关系是这么密切的。

（转载自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历史文化学堂——和谐与矛盾：论清末至中共建 国前的中港关系》专题讲座＠YouTube，标题及内容经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