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反巫神运动中的两种倾向

延安时期反巫神运动中的两种倾向

引用

中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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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angshi.china.com/news/13004484/20240819/47062496.html

1944年，陕甘宁边区延安发生了一起因巫神"治病"导致的命案，这起事件不仅引发了当地司法机关的重视，更促使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在全边区开展反对巫神的斗争。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边区党员干部在反巫神实践中出现了两种不同倾向：一种是放任不管甚至参与其中，另一种则是简单粗暴的强制禁止。这两种倾向都暴露出在处理传统文化与革命理念冲突时的复杂性。

1944年，陕甘宁边区延安发生了巫神杨汉珠“治病”导致的命案，经调查审理，杨最终被地方法院判刑。鉴于此类巫神犯罪的普遍性，延安的《解放日报》不仅详细报道了该案，还配发了社论《开展反对巫神的斗争》，提出巫神与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能相容的，必须要开展反对巫神的长期斗争。自此，一场反对巫神的运动在全边区开始了。

在边区反巫神的实践中曾经出现两种倾向

在古老的中国，巫神是一类特殊的社会人群，他们扎根于民间社会的文化与信仰，并得到老百姓的“认同”，与之斗争并不容易。在边区反巫神的实践中，曾经出现两种倾向：鉴于神灵信仰在社会的普遍存在，特别是在疫病和灾荒的特殊情形下，巫神法师乘机活动，有些党员干部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甚至参与赞助。如陇东分区合水县，区乡干部未认真对待此问题，群众要祈雨派人到区上征求意见，区上同志就无所谓地答复了，这样群众就大胆地抬起神了，还宣传说区上允许了。甚至有党员干部也参与，“六区一乡乡长抬神楼子把肩压肿了，表示诚心”。这种态度或做法，显然是与党的反对巫神的号召相违背。

另外一种态度，就是不问具体情况，严令禁止类似活动。然而，强迫禁止的“命令主义”同样难以有效，“群众抬神楼子，区政府劝阻不住。在‘下普雨、救万民’的呼声中，神楼子抬出来了。此时，党员干部强行阻止，很可能会造成群众的逆反，最终疏离了干群关系，影响了群众对革命政权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