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委屈了半个世纪的日本人
《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委屈了半个世纪的日本人
东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加藤阳子在2007年给一群中学生做了系列历史讲座，讲稿经整理成为本书于2009年在日本出版，2019年出版简体中文版，译者章霖当时正在东京大学读博士，是加藤阳子的学生。章霖在2021年又翻译出版了日本大学教授古川隆久的通史著作《毁灭与重生：日本昭和时代（1926-1989）》，两者都是难得的昭和史杰作，可以结合阅读。
本书最珍贵的是可以以日本人的视角，回到历史情境中，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五部分探析国家如何一步步陷入愈加狂热的战争，给世界也给本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在序章里，作者把2001年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之后的对外战争与1937年的日本对华战争做了对比，她注意到两者都用一种相似的感觉看待各自眼前的战争：因为对方做了坏事，所以动武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将这种战争看成是警察抓捕坏人的行动。
作为非日本人，大概想象不到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人一直有一种“委屈感”，那些密切关注民族命运的人总感觉自己的国家持续遭受着排挤、打压和漠视，他们希望用强力证明自己。
日本人也许把战争当做一种“报复”。
日本作为岛国一直有着强烈的危机感，黑船事件之后痛定思痛向西方学习，觉醒的现代文明思维伴随着国力水涨船高，开始以亚洲先行者领导者自居，迅速扩大了对外扩张的野心，一个是为扩大势力范围，巩固本土安全，另一个则是占领资源和市场，反哺国内建设。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清朝和朝鲜都成了冥顽守旧的落后分子，需要教训一下才能明白事理。
甲午战争获胜可以看做是日本的国运之战，战胜了曾经的“天朝上国”让日本人更加确信了自己发展方向的正确，“三国干涉还辽”为胜利泼了冷水，日本各界对政府是不满的。日本和俄国在朝鲜和所谓“满蒙”一带暗暗的较量最终爆发为日俄战争，付出惨重代价的胜利让日本摇身一变为可以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的“西方国家”。日本积极参与“一战”既是对自身新定位的炫耀，也是企图浑水摸鱼扩大在亚洲的利益，作为协约国一方，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希望取代德国获取相应的亚洲权益，然而进展并不顺利，日本人极为不满中国和欧美国家对于他们战争贡献的忽视，虽然最后勉强保住了诉求，但对欧美的不满持续加深。一战之后，在一些日本战略家眼里，美国已经成为日本头号假想敌，一切都为最终的日美决战做准备，占领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亚洲区域是“以战养战”的必经之路，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这种思维逻辑的必然后果。
以下这些文章都反映了当时日本各界精英对国族命运和世界局势的思考：
“但他们却冥顽不灵，不懂得普通道理，见到开化文明的进步非但不心悦诚服，反而妨碍进步，且无法无天地对我方表示反抗之意，导致我方不得不发动此战争。”
——1894年7月29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所写的文章《日清之间的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
“在凡尔赛，中国与美国同时排日，仿佛在朝着日本扔烂泥。”
——右翼分子北一辉就巴黎和会上关于山东问题的激烈争论如是说
“在和会的举办地巴黎，首先感受到的是实力支配这一铁律，这一铁律至今仍然严峻地继续保持着自身的存在。……正确的人种平等提案，因为是实力不足的日本所提出的，就被抛弃。与此相反，毫无道理的门罗主义，却因为是有实力的美国的主张，就堂而皇之地被写入国际联盟的盟约里了。”
——1920年，近卫文麿从巴黎回到日本后撰写文章
“日美为两大横纲，其余的小角色则紧随其后，双方使用飞机进行决战，这就是世界的最终战争。……必须在不从日本国内拿出一分一毫资金的方针下进行战争。对俄作战，仅需数个师团。只要能以整个中国为根据地并完全地加以利用，就可以坚持进行二十年或三十年的战争。”
——1928年1月19日，第三次木曜会会议，陆军大学校教官石原做报告《我的国防方针》
“历史是创造出来的。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而我们则亲眼见证了这一变化。在感动地颤抖的同时，注视着那一道如同彩虹般的光芒的前方。……宣战诏书下达的12月8日，日本国民的决心在一起燃烧。可谓神清气爽。……老实说，对于日中战争，我们实难赞同。疑惑困扰着我们。……至今依然怀疑，我国是否在以建设东亚之名，行欺负弱小之实？……面对这一变革世界历史的壮举，仔细思量，日中战争可谓一个无足轻重之物。……大东亚战争巧妙地让日中战争完结，然后使其在世界舞台上复活。现在，我们正是要完成大东亚战争之人。”
——1942年1月1日，太平洋战争开战不久，竹内写下文章《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议》
客观地看，甲午战争之后的日本在战场上未尝败绩，国际地位扶摇直上，攫取了巨大的现实利益，但相较于政治和经济问题，意识问题以及与身份认同相关的问题，更容易在日本人心中留下伤痕。在与东亚和欧美各国的博弈中，那些不能满足的诉求都成为心中的执念甚至愤恨。“日本有着这样的强烈信念，即在以前的战争中，日本在付出了很多士兵的生命以及金钱的代价以后才终于获胜，所以签订条约所获得的权益无论如何不能放手。”
日本将战争和国际话语权划了严格的等号，期待每次战争都可以换回等额甚至超额的战利品，但复杂的国际政治角力又屡屡让他们失望，便期待用更多的战争索取自己“应得”的回报，于是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中。
不可否认，战前和战后的精英阶层都有反对战争的声音，但这些声音被迅速扑灭，即便作为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的天皇也无能为力。本书对天皇的描述不多，他时常展现出的焦虑似乎更多是担心日本的战败，而当形势非常有利时又采取积极的支持和配合姿态。在《毁灭与重生》里对昭和天皇与战争相关的言行做了更多展现，对天皇有更多的同情，他成为一个并不热衷战争但最终被臣下裹挟着被动前行的有些悲剧性的角色。
二战后对天皇的战争责任的讨论付之阙如，如今已成为日本国内默契躲避的话题。二战前的普通民众几乎无法发声，他们都跟随着国家的脚步享受其利也深受其害，二战后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对战争的回忆充满痛苦，那些被抛弃在异国他乡生死未卜的士兵，被战胜者扣押的俘虏，流离失所的移居者，东京轰炸和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成为战后叙事的主体，“受害者”心态成为舆论主流。
战前满腹委屈，战胜了不满意，战败了又以受害者自居，日本人在这一点上倒是做到了始终如一。
从明治到昭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经历到底给日本人留下了什么样的思想遗产，他们到底应该如何反思自身，依然是一笔糊涂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