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统治时期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迁有着怎样的体现
明朝统治时期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迁有着怎样的体现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戏剧性变化的朝代。从太监宦官的权力膨胀，到迁都北京的战略决策；从农业社会的分化，到军屯制度的演变，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迁呈现出复杂的面貌。本文将从多个维度深入探讨明朝统治时期的这些重要变迁。
太监的操控权
明朝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太监宦官获得的巨大势力。他们的权力在某些时期甚至达到至高无上的程度，这反映了专制中央集权和秘密施政政府的自然产物。太监们负责涉及皇帝本人和皇家宗室成员的事务，因此他们得以掌控皇宫锦衣卫的指挥权，晋升至高级军官职位。他们还负责管理向宫中供应奢侈品的作坊，控制各布政司和藩邦的贡物，并被任命为出使亚洲内地、东南亚海洋和印度洋国家的使节。通过管理皇家作坊和控制贸易及对外关系，太监们获得了发财致富的机会，从而控制了军事力量和贸易财源。
明代时期的太监形象
由于与皇帝的密切接触和对宫中内幕的了解，太监们对专制官员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明王朝的缔造者曾禁止太监读书学习，并规定参与政事者处以死刑。然而，半个世纪后，太监们实际上控制了全部政权，主宰了中央和各布政司官吏的任命和晋升大权。在加强中央集权和设立内阁的过程中，皇帝的决策有利于太监，使他们最终混入权力中心。
这些宫中仆人的特殊权势，源于他们善于安插秘密特务，这是明朝专制政权最可怕的武器之一。在永乐年间，由洪武创设的锦衣卫的东厂很快被置于太监控制之下。在1465-1487年间，西厂的红衣骑卫为太监充当秘密使者、间谍和唆使者角色。他们利用无限的和秘密的权力，从事敲诈勒索和贿赂收买活动。失去信息和控制手段的皇帝，只能根据太监的控告进行审判。太监的势力使皇家官吏增加了对专制权力的不安全感，促使官吏腐化并加深了对中央政府的疏远感。清廉和忠于皇帝的官吏被置于悲剧性的矛盾中，这种矛盾不仅源于政治因素，还源于血统和教育的差异。大部分太监来自北方平民家庭，而官吏则多出自长江下游和浙江北部的文人家庭。
与东厂对立的西厂
迁都
1421年，北京被升为正京，而南京此前一直是中央政府和朝廷所在地。迁都事宜在1411-1415年间重新疏通大运河后变得可能，但必须循序渐进，部分机构始终留在南京，直到1450年左右才最后完成迁都。这一决策加剧了中央政府与其官员之间的分裂，加深了宫廷与全体文化精英之间的鸿沟。
明代帝王在南京的城楼
北京是一座偏僻的城市，始终受到草原影响，相对更明显地暴露在蒙古人的入侵面前，并在16世纪中叶曾受到蒙古人攻击的严重威胁。永乐皇帝可能对北京有某种偏爱，也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人士表现出了某种不信任和反感。但更可能是北京地区对于控制东蒙古人和东北领土具有战略意义，促使他做出迁都决定。事实上，正是在永乐统治时代，帝国的边境再次向前推进到了遥远的阿穆尔河流域。迁都北京反映了恢复元帝国在亚洲的主宰地位的远大抱负，但也使明帝国政权远离了中国长江下游和浙江北部的那片人口最稠密、最富有活力、贸易最活跃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更易于脱离与这些地区的精英们的接触。
紫禁城
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为了全面了解15-16世纪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必须密切注视每个领域和每个地区的具体情节。目前研究者只能满足于某些散乱的资料和笼统的印象。某些变化触及到了农业社会，那里的活动和生产，在某些技术进步和经济变化中起作用的同时，也变得多样化了。但在农村基本富裕的同时，也发生了最贫穷和最软弱者的迅速败落。从15世纪初叶起，一场广泛的地位再分配，似乎已开始形成。洪武年间的小地主变成了佃农、明朝缔造者建立的三类家庭地位的变化、普遍寻找新的生活手段。
地里劳作的百姓
贫苦农民的土地，被更富裕的地主缓慢兼并，而官府也无力控制这种在农村层面持久的经济压力。经济发展高，以及在整个中国经济中普及使用银锭和银钱的做法，把一切都搞乱了，但同时也促进了发展。这至少也是我们对全局得出的权宜印象。明王朝的缔造者想使军队变成一种独立的机构，而其人员与收入应该由世代具有特殊地位的家庭提供，这就是定居在军屯领地上的军户。每十人中就得有三个人被派去服兵役（守城），另外七个人从事农业劳动（耕田）。防务和生产活动结合的这种历史，已经很古老了，而且也已由最暴露于游牧民入侵前沿地区的供应困难加以证实。但当时却也形成了一种新鲜事物，即决定把这种制度扩大到整个帝国，把某些土地的收入用于军事开支。
他们在这方面沿用了蒙古人的先例。蒙古人为了更好地把居民控制在手中，曾将其军队分散在全国领土上，使之占据一片飞地。但他们同时也受到了一种类似佛教基金会那种原则的启发，也就是把一笔不可转让的资本的利息，用于维持一座阿兰若或一处收容所的日常开销。这类基金会自11世纪以来，在世俗界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以至于大家忘记了其宗教起源。洪武时代的军屯是以“官田”开始的，这些官田又是从蒙古人手中收回的，或者是从与朱元璋相对立的军阀、起义暴动的支持者们手中没收来的，以及在诸如山西那样的北方布政司、大同地区或满洲南部的辽东重新开发的荒地或新垦的田地。
演员扮演的明太祖朱元璋
这种制度似乎相当快地就在社会现实中扎了根。从14世纪末叶开始，军屯对农村社会就产生了一种相当大的吸引力，以至于贫苦农民自动地置身于其依附之下，从而形成了一支名为“军余”户的社会地位低下的劳动力。军屯集中于南京和北京地区、辽宁、北部边境沿线，最后是西南的云南和贵州等布政司。军队是一种很活跃的和独立的组织，并且分布在全部国土上。他们自15世纪中叶起的布防，是朱元璋在开国之初所发布的敕令之结果，除此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当然也会获得一种地区性的专业化地位建立于洪武年间的军户制度，也可能逐渐地发生了某些变化。
军户的最早核心是由开国君主原先的战友们组成的，并逐渐由于蒙古军队中某些已归附的成员、囚徒和农民的加入而扩大。但从15世纪初起，其户数由于军人开小差而开始缩减。从任何方面来看，他们的地位都被认为是最不令人羡慕的。但还有更多的原因，例如在人数递减的同时，被用于军屯的土地面积，也由于富裕地主的非法购买，而于15世纪中叶突然递减了。所以，已经由军户和军屯制度解决了的严重问题，又开始向中央政权提出来了，这就是征募兵员、支付军费开支和军需给养的问题。因而，明王朝被迫恢复了在宋代实行的做法，越来越广泛地使用征募雇佣兵。特别是继1449年的大灾难之后，情况更是这样。
招募军人
当时在河北和河南组成了被称为“民壮”的雇佣军单位，但很少会组成地方守卫性的、如15世纪末创设的“土兵”那样的民团，或者如同在下一个世纪中叶，当倭寇的侵袭变得比较严重时形成的农民军。尽管他们非常胜任，但中央政权却不信任这类军队，因为他们始终都可能成为一次反叛的核心。
至于由军屯的消失而引起的亏损，则一部分由税收，另一部分由设立在北方诸政司中的，由富商巨贾们负责经营的御赐庄园来填补，这就是“商屯”。作为其通过雇工而开发屯田，并向军队提供军需的补给，商屯的商贾们获得了经营盐的许可证。这种制度无疑成了山西商贾与金融家们，自明末开始迅速发财致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