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AS顶刊速递｜从墓志看唐朝的科举制、士族与社会流动
PNAS顶刊速递｜从墓志看唐朝的科举制、士族与社会流动
历史学家在中国中古士族衰亡的问题上存在长期分歧，一派认为士族的政治地位自唐代起就逐渐下降，而另一派则通过从史书、墓志等材料收集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士族终唐一世保持强势，直至“猝亡”于唐末战乱。本文用更恰当的方法分析相似数据，得到了与“猝亡说”相反的结论。具体而言，本研究基于唐代3640方男性精英的墓志，构建了门第、父祖官品、墓主官品等变量，通过多元统计模型等更恰当的数据分析方法，识别了贵族社会转型的三个关键趋势：①随着时间的推移，门第对职业成就的影响越来越小；②科举考试对职业成就的影响越来越大；③父亲的地位一直很重要，对没有取得科举功名的人更是如此。中古士族的黄昏自公元七世纪中期就已开始。
一、导言
近百年来，教育一直是社会流动分析的核心。教育的核心地位也是现代性的要素。工业时代使得生产越来越复杂，人们从教育中获得的技能也因此越来越有用。
已有文献多基于1950-2020年间收集的数据，但这70年的时间跨度，还不足以区分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核心地位是现代性（modernity）的结果，还是教育本身的结果。
而唐代（公元618到907年）精英的墓志（如下图所示）信息丰富，在与其他史料进一步对接后，可以实现对逝者的职业、是否通过科举、父亲和祖父的职业、及其门第情况的量化。基于此，本文作者构建了一个包含3640个唐代精英的墓志数据集。作为绝对意义上的前现代社会，唐代为回答这个社会学问题提供了非凡的机会。若科举有助于实现个人职业成就，那么教育对社会流动的价值就不仅仅是工业发展的缘故。
通过多元统计模型的分析，这些数据可以量化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转变——贵族政治的退场与科举社会的崛起。具体而言，在7至9世纪的精英群体内部，科举变得越来越重要，而门第本身的影响逐渐下降。
本文也表明，社会科学常用的现代统计方法有助于推进历史学对核心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古史对于理解士族衰亡存在分歧。陈寅恪、吴宗国、包弼德(Peter Bol)等“衰退派”认为，随着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士族失去任官特权，且社会对于出身的认知也发生变化。而以毛汉光、姜士彬(David Johnson)和谭凯(Nicholas Tackett)为代表的“猝亡派”则认为士族在唐代一直保持强势，地位并未下降。 相较于逐渐衰退，他们认为士族“猝亡”于唐末农民起义等突发事件。
尽管毛汉光、谭凯(Tackett) 等“猝亡派”重视数据，但其分析方法存在一系列缺陷。他们在论证士族任官优势以及科举的意义时从未采用统计模型和控制变量的方法，也没有做过相关统计检验。同时，历史学长期以来认为“士族”概念包含父祖地位（例如：“当时冠冕”、“公卿子弟”）与门第本身（例如：“汉魏旧族”、“名族之后”、“五姓”）两个维度。但“猝亡派”们的方法无法区分这两个维度各自对于任官优势的影响之消长。本文的分析方法修正了这些缺陷，得到的结论更接近陈寅恪等“衰退派”学者的洞见。
《美国科学院院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简称PNAS）于1914年创立，是世界上被引最多的综合性、多学科连续出版物之一。收录内容：PNAS主要刊载世界尖端的研究报告、学术评论、学科回顾及前瞻、观点展示、学术论文以及美国科学院学术动态报道等，所涵盖学科领域主要为生物、化学、物理学、数学和社会科学。最新影响因子为12.779。
本文作者（从左到右）：Fangqi Wen, Erik H. Wang，Michael Hout
二、数据收集和模型设计
本文的数据集以谭凯（Tackett）的数据库为基础，但增加了有关门第、官品和科举情况的原始数据。本研究分析男性的墓志，并去除了公元907年（唐朝结束的年份）后去世的精英。最终，本文的数据库共包括3640名男性。
本文作者收集的数据主要是：
1.官品（Office Ranks）。记录墓主的最后一任官职，并通过其他材料将官品与该官职匹配，用同样方法量化父亲和祖父的官职（一般也是他们的最高品级职位）。
2.科举（Examination Success）。本研究通过四套材料收集了样本中精英是否通过了科举。在唐代，13.65%的男性精英通过了科举考试。
3.门第（Family Pedigree）。如果一个墓主可以被清晰可信地追溯到某个具体的士族房支，那么该墓主则被视为来自显赫门第。文章附录里汇报了对这个测量方式的效度检验（ validity check）。
为了检验家庭背景与科举对唐代社会流动的影响，本文提出了一个多元回归模型。
其中Rank是墓主的官品，范围从0到19。X是解释变量矩阵，包括变量：是否来自显赫门第（yes=1）；是否通过了科举（yes=1）；父亲官品；祖父官品；是否来自基于长安、洛阳的精英婚姻网络等等。T是出生年份，不同次方的出生年份可以捕捉这些影响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同时，模型加入了墓志出土省份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的乘积，以及地域集团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的乘积。这个模型的好处不仅在于用大量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排除多个与家庭背景相关的复杂因素对科举效应的干扰，也在于它区分了“父祖地位”和“门第、门楣”的身份本身对于墓主的职业影响。
三、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下图表示样本中的官品分布，超过30%的男性没有官品。而有官品的人群之间的地位差异也很大。总的来说，尽管有墓志的人群通常是精英，但他们在官僚体系等级的差异是很大的。
唐代精英之间官品的分布（从左到右共10个级别。每个级别内，通过颜色进一步细分，颜色越深等级越高）
下表将样本分为完整样本、武则天登基（公元690年）以前的样本、武则天登基以后的样本三部分，给出了其中关键变量的均值。
可以看到，无论在武则天以前还是以后，精英中拥有高门第血统的比例变化不大，父亲官品也比较稳定。但科举在武则天之后变得更加重要，通过科举的男性精英的比例从6.7%上升到16.7%。
表1 关键变量的均值
二、双时段分析
表2 双时段回归分析
如上图所示，Model 1和Model 2分别是武则天之前和之后的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唐代早期，来自显赫的门第可以帮助一个人在官僚阶层中爬得更高，而是否通过科举考试则并不重要。
而公元690年以后，显赫门第不再能提高个人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血统本身不再那么重要，而在统计上，通过考试的人可以比没有通过考试的人在官场上高约一个正品。
当然，社会阶层优势并没有完全消失，无论在武则天之前还是之后，父辈的官品每提高一个单位，本人的官品会提高0.27个单位。
为了回答“在唐朝，一个人可能完全超越他的家庭背景吗？”的问题，本文在全样本Model 3的基础上，加入了门第和科举成功之间、父辈官品与科举成功之间的交互项，形成Model 4。如果科举对家庭出身有“抹平效应”，那么交互项应该显著小于零。数据也支持这种假设。同时，未通过科举考试的男性受父亲官品影响的边际效应为0.28，而通过科举考试的男性则是0.08，这就是说未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受父亲官品影响更大。
三、连续性分析
接下来，文章分析了门第、科举和父亲官品对墓主的事业影响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
三个变量和个人官品的相关度随时间的变化
左图显示贵族身份本身对个人成就的影响。在唐朝早期，来自显赫门第在官场晋升中享有巨大优势，但在7世纪之后就不再明显了。这种模式反映了中古士族的渐进式衰落。
中间的图则是科举的影响。科举考试对精英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意味着，中国统治者在任命官僚时越来越依赖科举出身的人才。在晚唐，科举的成功可以为个体最终带来两个正品的地位提升。科举在9世纪已成为了中国精英实现阶层流动的主要渠道。
右图则反映了父辈官品对本人的影响。尽管唐代官场的“贵族性”（门第）逐渐退场，但担任公职的机会仍然不平等。父亲的地位对儿子的发展仍有积极影响，成长过程中的资源对成年后的成功非常重要。
双时段分析和连续性分析均表明，唐代政治中的门第退场与科举崛起自7世纪中期就是非常显著的趋势，远早于9世纪末的农民起义。这些结论与毛汉光、谭凯(Tackett)等强调士族“猝亡”的观点不同，却与陈寅恪、吴宗国等学者的洞见一致。同时，文章附录的补充分析显示，即便用谭凯(Tackett)自己对士族的定义，即“两京婚姻网络”，来构建士族变量，也很难得出士族终唐一世保持强势的结论。
四、总结
本研究使用了一个独特的数据集，基于唐代3640位男性精英墓志的丰富内容，并通过与其他史料对接，构建了门第、父祖官品、科举情况等变量。
本文的统计模型揭示了显赫门第作为曾经影响男性职业生涯的因素是如何失去影响的，而科举则逐渐成为了精英内部官僚选拔的主要因素。因此可以说，教育对社会流动的意义，更可能来自教育本身，而不只是现代性的结果。
值得进一步强调的是，中古中国（约2-10世纪的中国）被历史学认为是兼具“贵族性”和“官僚化”双重性格的时代。士族概念中的“门第、门资”和“父祖官场地位”这两个维度的消长亦可视为历史发展在这双重性格间的反复。唐代“贵族”身份本身的优势，即门第的任官优势逐渐下降，但父亲官场地位的重要性却未随时间推移而变化。这意味着曾被认为是“贵族”时代的唐朝逐渐变得“一般”了起来：毕竟父祖官场地位在古今中外都是影响子女事业的重要因素。如果我们认为中古中国的一大特征就是身份制社会及其对政治的影响，那么愈发重视个人教育资质、愈发轻视“贵族”（门第）本身的政治价值，却也依旧“拼爹”的唐朝，则是走出中古的时代。
本文原文来自《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