兖州之战：袁绍错失良机，曹操迎来转机
兖州之战：袁绍错失良机，曹操迎来转机
兖州之战是东汉末年对天下局势影响甚为关键的一场战争，汉末群雄中颇有实力的袁绍很可能也参与了这场战争，并趁机占领东郡大部。袁绍虽为曹操盟友，但从战争的整个进程以及结果来看，其于兴平元年的出兵名为助操征布，实则趁火打劫。然而他出兵却又止步于占领东郡，给了曹操喘息之机，曹操却借此良机收复兖州，为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这些都影响到之后的官渡战局以及整个历史的走势。兖州之战也成了整个三国时期军事斗争的一个小缩影，兖州之战有什么特别之处？
袁绍出兵兖州之战的动机和具体时间
关于袁绍出兵兖州之战的动机问题，林文认为“兖州局势的这种变化应该说是袁绍不能容忍的。他所敌视的吕布、张邈联合起来如果完全控制兖州，将使他腹背受敌———他北面的敌人公孙瓒此时尚未被消灭”，从而得出“如果曹操在收复兖州的战役中向他求助，袁绍肯定会给予援助”的结论。林之结论似显武断了些，我们认为，袁绍征吕布之事应当是可信的，只是动机并非林文所讲，诚然袁绍与张邈、吕布之间有矛盾，但其与曹操的关系也不容乐观，虽说表面上两人还是盟友，但其实已经有矛盾存在。
之前袁绍曾令曹操杀张邈，曹操没有听从，甚至责备袁绍，这让袁绍很是恼怒，但因自己精力有限，还要暂时依赖曹操在黄河以南的经略，所以碍于形势，这才没有撕破脸皮。吕布得了兖州固然不利，但如果曹操得到兖州，对自己的威胁也不容小觑，后来事态的发展也印证了这点。林文观点似为陈琳檄文所蒙蔽，认为袁绍是在帮助曹操，实则未究其本质所在。
东郡在陈宫、吕布偷袭兖州之前是属于曹操的，如果袁绍果真帮助曹操出兵讨布，那么待其将东郡夺回之后理应交还给曹操，但袁绍没有这样做，反而派自己的部将臧洪出任东郡太守，这很显然就是趁虚而入。
袁绍主观上并没有帮助曹操的意图，甚欲兼而并之，只是其行为在客观上帮助了曹操。檄文固然不会捏造事实，但其作为战前的宣传文件，大多会为己方作一些美化。袁绍出兵，名为助操征布，实则趁火打劫，扩展自己的地盘儿。陈琳为了提高袁绍的威望，突出曹操的无能，故意把这件事美化成如此模样，史书中又无明确记载，以致后人有所误会。
袁绍与公孙瓒大概有三场比较大的战斗，分别是初平三年的界桥之战、兴平二年(195年)的鲍丘之战以及建安三年至四年(196年至197年)的易京之战。张超向臧洪求救是在兴平二年秋，其时臧洪已任东郡太守，其在青州即已“在州两年”，所以在时间上推算，臧洪出使所遇“幽冀交兵”不可能是后两次战斗，只有第一次界桥之战在时间上符合。
臧洪在出使刘虞的过程中，初平三年“行至河间而值遇幽冀交兵，行涂阻绝，因寓于袁绍。也就是该年夏，吕布入兖州，兖州之战爆发。
曹操于秋九月“还鄄城”，“布到乘氏”，袁绍出兵当在此之前。我们认为袁绍是于兴平元年(194年)夏或秋，即吕布与曹操在濮阳对峙之时插手兖州之战的，并趁机占领了包括濮阳、东武阳等地在内的东郡大部(基本属于黄河以北地区)，同时任臧洪为东郡太守。但东郡的范、东阿等少数区域仍掌握在曹操手中，而后臧洪独立，袁绍进兵攻城之时，曹操可能也趁机将濮阳等一部分地区收回，《武帝纪》云:“(建安)二月，绍遣郭图、淳于琼、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绍引兵至黎阳，将渡河。”白马位于黄河南岸，黎阳处其北，这说明官渡之战前，两人很可能以黄河为界，将东郡分成两块，绍占其北，操居其南。
袁绍出兵兖州之战的影响及不足
袁绍插手兖州之战，趁机占领了东郡大部，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为之后与公孙瓒的决战以及官渡之战的开展抢得了一些先机。而张邈却在你来我往的军阀争战中因为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以及战略眼光，从而落了个兵败身死、夷灭三族的悲惨下场，边让、张邈等人的相继被害以及陈宫的败逃都使得兖豫士人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曹操，曹操在中原的统治暂时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障，这也为迁都帝许取得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袁绍在兖州之战中扮演了趁火打劫的角色，只是这个“劫”打的不够彻底，袁绍没有曹操那样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当机立断的魄力，荀彧在分析袁曹利弊时云“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曹操对其亦有评论，“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说明袁绍的确存在优柔寡断的缺点。关于袁绍错失灭操良机的问题，吕思勉先生认为:“然使袁绍果有雄心，趁曹、吕相持之时，行卞荘刺虎之计，则操必危。” 雄心，袁绍是有的。 可惜袁绍的眼光不够长远，只知贪图眼前利益，不能准确地把握时机。
林榕杰在其另一篇论文《袁绍的战略错误》中也提到，“袁绍当时是援助曹操的，甚至有可能曾亲自率军进攻吕布。就长远来看，这其实是错误的。袁绍当时有四种战略选择:一是支持曹操夺回兖州;二是采取‘隔岸观火’的策略，坐观兖州之战而不参与;三是在吕布彻底击败曹操后，自己出兵取兖州;四是以援助曹操为名出兵击败吕布而取兖州。其实，袁绍无论采取第三种还是第四种方略都比第一种、第二种要好。”林文的分析很有道理，但其实袁绍采取的正是第四种方略，只是做得不够彻底罢了，而正因为袁绍的决心不够坚定，才给了曹操喘息之机。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在曹、吕两败俱伤的情势下，张超向臧洪求援，此乃攻灭曹操之绝佳时机。袁绍应当亲自挂帅，遣洪为先锋，与超里应外合，共破曹操。如此，则兖州可占，大业可成矣!不过历史不容假设，袁绍没有曹操那样果敢的魄力，错失了这个消灭曹操、统一中原的绝佳机会。之后曹操占领豫州，迁帝都许，四处征讨，势力一点点坐大，直至官渡一战定乾坤。势力较为强盛的袁绍最后反被曹操所灭，兖州之战的失策不得不作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来看待。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没有敏锐的嗅觉和长远的眼光，是难以在那个战火纷飞、弱肉强食的乱世生存的，在两人未进行正式较量之前，袁绍已先失了一着。当然，以今论古或多或少都会有些“事后诸葛亮”之嫌，当时袁绍等人甚至包括曹操自己恐怕也难以想象后来他会有如此大的作为。而且当时北方的公孙瓒刚刚灭掉刘虞，势力越发壮大起来，西边的张燕等山贼也一直虎视眈眈，袁绍暂时还不敢贸然与曹操撕破脸皮，以免陷入四面包围的不利境地，这恐怕是袁绍没有继续插手兖州之战的重要原因。
但从当时的情势来看，袁绍的确失掉了一个消灭曹操占领中原的绝佳机会，如果袁绍继续深入，无论是曹操还是吕布，都将难以应对，那么官渡之战或许便不会发生，统一的进程也可能随之加快，历史也将重新书写。
三国军事的三角斗争特点
三国时期军事斗争具有鲜明的三角斗争特点:“在外交斗争的密切配合下，形成魏、蜀、吴之间的战略三角斗争，”“在这种关系中，彼此之间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方的重大行动，都对其他两方具有战略意义，一方对另一方的政策，既受制于又影响到第三方。”
纵观整个战争过程，我们会发现曹、吕、袁三方在兖州地区的角逐其实就是后来魏、蜀、吴三国对峙的缩影，三方没有一个绝对的强者，任何一方也不可能轻易吞并掉另一方，三方势力或敌或友，时而斗争，时而联合，构成一个相对均势的鼎立局面，这也是汉末三国那个特殊时期的军事斗争特点。如果没有袁绍的“帮助”，曹操不会如此迅速收复失地;同样，如果没有袁绍的干预，吕布或许可以击败曹操，夺取兖州;而如果没有吕布的侵入，袁绍就很难有机会在兖州分一杯羹。三方势力互相牵制，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兖州地区的三足鼎立，虽然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但从中亦可看出三国整个时期军事斗争的这种特点。
不仅兖州之战，包括此后的官渡之战，曹操如果事先没有处理好与周边的关系，是不敢与袁绍拼死一搏的;赤壁之战，孙权如果不与刘备联合，蜀汉政权恐难建成;夷陵之战，孙权也是事先向曹丕称臣才换取了与刘备决战的时机，如果曹丕与刘备联合，孙权恐怕也没有称帝的机会了。还有汉中之战、荆州之战等等诸多战例皆表现出这种三角斗争的特点，而正是由于军事上这种特殊的斗争特点，魏、蜀、吴三国才能在一定时期内相互制衡从而达到三足鼎立的局面，诸葛亮、鲁肃等人孜孜以求的孙刘联盟正是该特点的典型体现。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从这个角度来讲，军事史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政治史的补充，兖州之战作为三国形成早期一场小规模的战争，可谓三国时期军事战争的一个小缩影，不仅反映了三国时期军事活动的三角斗争特点，而且透露出袁绍、曹操、吕布等诸多势力纷繁复杂的关系纠葛，应当在三国军事史、政治史的研究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结语
当陈宫、张邈叛迎吕布之时，袁绍认为这正是入侵兖州、染指中原的好机会，遂于兴平元年(194年)夏或秋，即吕布与曹操在濮阳对峙之时出兵占领了包括濮阳、东武阳等地在内的东郡大部(黄河北岸地区)，并任属下臧洪为太守，为自己之后的兼并战争抢得了一些先机。但后来因为袁绍未答应臧洪的出兵请求导致臧洪反叛，使得自己深陷平叛泥潭，浪费了大量的兵力和时间。同时袁绍的出兵也在客观上有效地牵制了陈宫、张邈等部，使曹操得以专心对付吕布，取得兖州之战的最终胜利，并趁机占领豫州等地，为后来迁帝都许创造了有利条件。 作为三国军事战争的一个缩影，兖州之战反映出的三角斗争特点值得三国军事史研究者关注，而其透露出的袁、曹、吕等诸多势力或敌或友的纷杂关系亦可作为政治史领域的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