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丝·米勒揭秘纳粹德国的“有毒教育”

爱丽丝·米勒揭秘纳粹德国的“有毒教育”

二战结束后，瑞士心理学家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1923—2010）始终被一个问题深深困扰——是什么使一个人想出了用毒气杀死数百万人的计划，又如何让另外数百万人拥护并且协助他完成这一计划？她从希特勒和更多纳粹党人的日记和传记里洞察了这一问题的答案——纵然许多传记作者试图为希特勒的父母开脱罪责——但米勒还是从他们的童年经历、内心感受和从家庭中习得的对待他人的方式中，看到了从“有毒教育”走向极权和帮凶的草蛇灰线。

“为了你好”是全世界家长共享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遮蔽了某些家庭教育方式的“有毒”的内核，包括虐待、谎言、虚伪和操纵等等。1748年的《论儿童的教育与指导》认为，早期（儿童教育）的优势之一就是可以使用武力和强迫，而孩子会随着时间推移忘却童年的一切，“如果能在此时破坏他们的意志，他们以后就不会想起自己曾经拥有过意志，正因如此，必需的严厉教育不会产生任何严重后果。”

在近三个世纪后的当下，不应体罚儿童或许已成为大多数家长的共识，但对于破坏儿童的意志是否正当，答案无法统一，或仍处于因私密无法探讨、因模糊而无从解决的地带。在《为了你好》一书中，爱丽丝·米勒提醒我们警惕“有毒教育”的骇人后果：每一句“为了你好”，或许都在一点点蚕食孩子的意志，而当儿童的自发性与自主性被破坏殆尽，毁掉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或一群孩子——想想第三帝国的历史——而可能是一整个社会与时代。

每个教育工作者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孩子说谎、伤害或冒犯他人是不对的，对父母的残忍行为以牙还牙而不理解其中的好意是不对的，如此等等。另一方面，孩子说真话，对父母的好意心存感激，忽略父母行为的残酷性，接受父母的思想但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最重要的是，当对他有所期望时不会闹别扭，这些都被认为是优秀而正确的品质。这些近乎普遍的价值观植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为了教会孩子，成年人认为他们有时必须诉诸谎言、欺骗、残暴、虐待，让孩子遭受羞辱。然而，对成年人来说，这些行为并不涉及“负面价值观”，因为他们经历过这样的教养，他们使用这些手段只为达到一个神圣的目的：让孩子在未来不再说谎，不再欺骗、仇恨、残忍和自私。

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相对性是这个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归根结底，我们的地位和权力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是好还是坏。这一原则在全世界普遍存在。强者发号施令，战争的胜利者迟早会得到掌声，而不管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犯下什么罪行。

在我们热衷于向孩子灌输上述行为准则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以下情形并不总能成立，比如：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说真话，在不撒谎的情况下表达感激之情，或者忽视父母的残忍而仍然成为独立自主、能做出批判性判断的人。

那些在整个童年时期被允许做出适当反应的人，也就是，对有意或无意施加在他们身上的痛苦、错误和否定表现出愤怒，在以后的生活中也将会保持这种适当反应的能力。在成年后，当有人伤害他们时，他们将能够意识到并表达出来。但是，他们不觉得需要猛烈地回击。这种需要只出现在那些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防自身感情堤坝破裂的人身上。因为一旦大坝决堤，一切都将变得不可预测。因此，可以理解的是，这些人中的一些人，由于担心不可预测的后果，会回避任何自发的反应；有些人则会偶尔对替代者产生莫名其妙的愤怒，或者反复诉诸谋杀或恐怖主义等暴力行为。一个能理解自身愤怒并将其整合为自身一部分的人，不会变得暴力。只有当他完全无法理解自己的愤怒时，他才需要攻击他人。如果在小时候不被允许熟悉愤怒这种感觉，他将永远不能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部分来体验，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他周围的环境中完全不可想象。

考虑到这些因素，近年来德国60%的恐怖分子都是新教牧师的子女，也就毫不奇怪了。这种情况的悲剧在于，父母的本意无疑是好的。从一开始，他们就希望自己的孩子善良、善解人意、有教养、随和、不苛求、体贴、无私、自制、感恩、不任性、不顽固、不叛逆，最重要的是温顺。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向孩子们灌输这些价值观，如果没有其他办法，他们甚至准备使用武力来达到这些优秀的教育目标。如果孩子们在青春期表现出暴力行为的迹象，那么他们既在表现自身童年缺乏活力的一面，也在表现父母心中没有生机、被压抑和隐藏的一面，而后者只有孩子能感知到。

当恐怖分子将无辜的妇女和儿童作为人质，以完成一项“伟大的理想主义事业”时，他们做的事情真的与父母曾经对他们所做的有所不同吗？当他们还是充满活力的孩子时，父母就怀着做一件伟大善事的感觉，把他们作为祭品献给了宏伟的教育目标，献给了崇高的宗教价值观。由于这些年轻人从未被允许相信自己的感受，由于教育理念的原因，他们一直压抑自己的感情。这些聪明且常常十分敏感的人，曾经为一种“更高的”道德而牺牲，成年后又为另一种——通常是相反的——意识形态而牺牲自己，为此，他们允许内心深处的自我被完全支配，就像他们童年时的情况一样。

但如果一个孩子的“教养”完全成功，以致他身上没有丝毫的自发性，那又会发生什么呢？就好比阿道夫·艾希曼和鲁道夫·霍斯二人，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训练得很听话，“教养”十分成功，以至于这种训练从未失效。在他们的心灵结构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裂缝，从来没有渗透过一滴水，也从来没有任何形式的情感冲击过它。直到生命的尽头，这些人都在执行他们接到的命令，从不质疑命令的内容。他们执行命令，并非出于对命令内在正确性的认识，而仅仅因为它们是命令。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面对审判时，证人最动人的证词都不能令艾希曼流露出丝毫情绪，然而在宣读判决书时，忘记起立的他经人提醒后却尴尬得脸红了。

孩子完全服从成年人意志的后果，不仅能从他将来在政治上的顺从（例如顺从于第三帝国的极权主义制度）中看出，甚至在他一离开家就已准备好接受新的服从这一内心状态上也能预见。一个内在发展仅限于学习服从他人命令的人，怎么可能指望他独立生活而不体验到内心突然的空虚呢？服兵役为他提供了最好的机会，让接受命令的模式得以延续。当出现了像阿道夫·希特勒这样的人，像父亲一样声称他确切知道对每个人来说什么是好的、正确的和必要的，然后许多渴望有人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的人，张开双臂欢迎他，并帮他登上权力的巅峰，这并不奇怪。这些年轻人终于找到了父亲的替代品，没有这个替代品，他们就无法正常生活。

在纳粹统治下，学校课程被彻底改造以服务于其意识形态。例如，生物学课中宣扬种族优越论，历史课则歪曲事实，将战败归咎于犹太人等群体。此外，体育教育也被强化，旨在培养体格强壮、适合军事训练的年轻人。希特勒青年团更是强制青少年参与，通过军事化训练和政治洗脑，让他们成为纳粹理念的忠实执行者。

这些经历对儿童的心理和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内化了仇恨与暴力，甚至直接参与战争或实施暴行。他们的行为并非简单的个人选择，而是长期受控于极权体制的结果。

爱丽丝·米勒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塑造。纳粹德国的“有毒教育”通过摧毁儿童的自发性和自主性，成功地将一代人变成了极权主义的工具。这种教育方式不仅剥夺了孩子们的童年，还在他们成年后种下了仇恨和暴力的种子。

米勒的研究对现代教育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在追求“优秀”和“听话”的同时，我们是否忽略了孩子内心的声音？是否在不知不觉中重复着“有毒教育”的模式？正如米勒所言，每一句“为了你好”都可能在蚕食孩子的意志。真正的教育应该尊重每个孩子的独特性，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人文精神，而不是将他们塑造成顺从的工具。

历史的教训是沉重的，但也是宝贵的。了解纳粹德国的“有毒教育”，有助于我们反思现代教育方式，避免重蹈覆辙。正如米勒所说：“一个能理解自身愤怒并将其整合为自身一部分的人，不会变得暴力。”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健康、尊重个体的教育环境，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