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勋的勋章背后：核工业传奇人生

王洪勋的勋章背后：核工业传奇人生

93岁的王洪勋老人，小心翼翼地翻开一本泛黄的相册，一枚枚勋章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它不仅凝结着王洪勋的青春岁月，更见证了中国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辉煌历程。

1958年11月，正在吉林分院工作的王洪勋接到一纸调令：“到南礼士路100号，找冯麟同志。”这看似简单的指令，却将他的人生轨迹与中国的核工业紧密相连。

“我来到南礼士路100号，看到这里有警卫站岗，我得知自己被分配到了二机部十三局的十二室。”王洪勋回忆道。从那一刻起，他的人生便与中国的核工业事业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1959年初，苏联援助中国建设404厂，采用沉淀法工艺。王洪勋作为核燃料后处理工艺设计组长，参与了苏联初步设计的审查工作。然而，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突然撤走，设计工作被迫中断。

面对这一挑战，中国决定放弃沉淀法，转而研究更为先进的萃取法。这一决定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沉淀法需要大量不锈钢材料并且放射性废液量大，投资多。而中国当时无法从苏联获得足够的供应。

为了实施萃取法，需要建设两个关键单位：一是清华大学南口的200号工程，用于进行热试验；当时由清华大学和核二院各有一个200号工程设计组，共同制定方案，由王洪勋代院起草建设200号工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概算，报中央专委审批，由二机部出资，清华大学负责设计和建设。二是成立213所，用于建设一个1:1的冷模拟实验工厂，即607工程，以提供设计数据和为生产厂培训人才。王洪勋担任了607工程的设计总工程师，他组织团队在大连523厂进行设计、建设和试验，整个过程只用了两年多时间。

在213所，工作条件极为艰苦。由于处理的是放射性物质，工作人员需要穿着两层工作服，戴着乳胶手套和口罩，每天工作六小时，不能喝水，出汗很多。王洪勋作为主要负责人，需要两班都进入工作区域，因此每天需要洗两次澡。为了模拟真实工厂的情况，他们在地面上搭建了三个钢质的平台和有机玻璃设备，以便观察设备内部的运行情况。此外，为了减少对操作人员的辐射伤害，团队采取了严格的防护措施。

这一项目的决策过程非常严谨，在部里的后处理领导小组的决策下，经过多次研究讨论才最终决定采用萃取法。萃取法的实现不仅用在了404和821工厂上，还成为了中国核燃料后处理科研的重要成果。

在20世纪60年代末，紧迫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决定在四川深山中集全国之力抢建一个核材料生产科研基地——821工程。随着抢建821工程的命令下达，一场规模宏大、时间紧迫的建设战役正式打响。王洪勋接到命令，参与821工程的建设。

“我作为821工程的设计总工程师，负责整个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我们住在山洞里，每天都要爬山越岭去施工现场。但是大家都没有怨言，都一心想着早日完成任务。”王洪勋回忆道。

821工程的建设不仅是一项技术挑战，更是一场意志的考验。在王洪勋的带领下，工程团队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按时完成了建设任务。这一工程的建成，为中国核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完成821工程后，王洪勋又投入到动力堆乏燃料后处理工艺流程的研究中。这一项目对于中国核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动力堆乏燃料后处理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可循。但是我们有信心，因为我们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有国家的支持。”王洪勋说。

经过数年的努力，王洪勋和他的团队终于完成了动力堆乏燃料后处理工艺流程的开发。这一成果不仅填补了中国在该领域的空白，更为中国核工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回首往事，王洪勋感慨万千：“我17岁参加革命，26岁入党，一直跟党走，接受组织的安排，有机会能参与到核工业建设这项伟大的工程，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感到很荣幸。如果能回到过去，我会对自己说，我过去的努力还不够，学习得还不够，还要更加努力，加强学习，要比现在更优秀！”

这种谦逊和不懈追求的精神，正是中国核工业人的真实写照。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不求名利，只为中国核工业的发展默默奉献。王洪勋，这位93岁的老人，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核工业精神”。

如今，王洪勋已经离休多年，但他依然关注着中国核工业的发展。他说：“我虽然老了，但我的心永远和核工业在一起。我希望年轻一代能够接过我们的接力棒，继续为中国的核工业事业奋斗。”

王洪勋的勋章，是他个人成就的象征，更是中国核事业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每一枚勋章背后，都凝聚着一位老核工业人对国家的忠诚和对事业的热爱。它们静静地诉说着那段不平凡的历史，激励着新一代核工业人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