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返乡观察 | 反向春运，旅行过年？离家也能团圆
2024返乡观察 | 反向春运，旅行过年？离家也能团圆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反向春运和旅行过年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外地过年方式。
AI划重点
-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反向春运和旅行过年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外地过年方式。
- 反向春运是指父母在年前离开故乡，去子女所在的城市团年、过除夕，等初一初二再回来。
- 旅行过年则指年后，初一到初五期间，并不按照传统的过年方式走亲访友，而是借春节小长假以小家庭为单位在外旅游。
- 选择外地过年的人们主要受到春运“一票难抢”问题、子女回家不方便等因素影响。
- 无论反向春运还是旅行过年，都能传达一家人团团圆圆、幸福美满的心意。
笔者后在回城镇附近的老家拜年，跟亲戚长辈们闲聊时得知，今年大姨和大姨夫他们不仅没有回老家团年，反而跑去了深圳找他们的儿子吃年夜饭。他们二十九就动身，三十吃了年夜饭，又在广州旅游了几天，直到初四才回家。在笔者的印象中，过年、回家、吃饭，是传统社会礼俗中的一部分，与之相关的还有辞年、送礼、拜年等一系列社交往来。不与亲戚来往，反而跑去外地过年，算得上是“不守规矩”。而被大姨和大姨夫一家留在家乡的姨婆婆姨爷爷，则有充分的理由为此生气，其他长辈们也理应指责这种行为有“为小家弃大家”之嫌。
不过，令笔者诧异的是，长辈们不仅没有感到愤怒，反而表示理解、赞同，说表哥（大姨和大姨夫的儿子）愿意带着爹妈出门玩是孝顺，连笔者的母亲后来也提起，其实她不少同事也选择去深圳过年，她本来打算问笔者想不想一起去，只是因为笔者的父亲工作难以调开，便放弃了。
笔者还记得小时候过年，大家的观念还重在“返乡、团圆”，为什么现在“外地过年”不仅变得可接受，甚至变得受欢迎起来了？笔者不由对此进行一番思考。
在解释外地过年为何为人所接受之前，需要先对这一概念进行具体定义。实际上通过具体的区分，外地过年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分为“反向春运”和“旅行过年”两个部分。两种过年方式的主要受众，以及被人们所选择的理由，都有所不同。
反向春运，是指父母从年前开始便离开故乡，去子女所在的城市团年、过除夕，等初一初二再回来，或者直接接上一次旅行过年，等玩到初五初六再回来。而旅行过年，则指年后，即初一到初五期间，并不按照传统的过年方式走亲访友，而是借春节小长假以小家庭为单位在外旅游，以更加现代化的方式庆祝新年的到来。
“旅行过年”一词，对于经济发达的省份和地区来说已经不再新鲜。伴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也逐步提升。相对于守在家中忙忙碌碌、在小城镇或农村里走亲访友，去邻近的城市旅游显然成为了更具吸引力的选项。如笔者武汉的朋友，便有好几位选择初二便去长沙或重庆旅游，直到初五才回家，在春节假期的最后几天走亲访友。就算是不能出远门到外地乃至外省旅游，人们也可以就近选择家乡附近的旅游景点。春节假期期间湖北西部的滑雪场地爆满便可见一斑。旅游景区不少冬季游玩项目则专门为了春节量身定制，只开设到初十人们正常上班为止。
对于较为年轻的“八零后”家庭，或者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图或家里有年轻人的家庭来说，旅游过年不仅不影响传统的除夕团年，初一初二拜年，还能好好利用春节假期休息一番，同时在回家后错峰拜年，免去了年轻人所抱怨的频繁走亲戚和过年“人挤人”的场景。
“反向春运”则更多见于中西部省份，往往是留在家乡的父母所做出的妥协之举。这些子女在外地大城市扎根的老人，要么因为子女已经在大城市有固定的住所、稳定的工作生活，不习惯农村的过年方式，要么因为春运的车票机票太难买，子女抢不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所以在农村往往已经没什么长辈亲属的他们，便干脆前往大城市与子女过年。
与“旅行过年”不同，“反向春运”实际上对过年“反乡、团圆”的主题提出了挑战。年前离乡，是放弃了在自己老家中收拾、准备年节用品的一年一度的“换新”；独在异地与子女过年，则是违背了传统“三代同堂”乃至“四世同堂”全家和美的团圆观念。
不过，“反向春运”也是一种时代发展下的产物。一方面，这种情况的普及反映出伴随着城镇化进程与年轻一代的向外迁徙，农村对一部分人来说已经难以再是“落叶归根”的故土，也不是“除夕团圆”的故乡。另一方面，这一现象也反映出在家庭结构中，伴随爷爷奶奶辈的去世、父母的衰老，话语权和重心逐渐向子女和孙辈的转移，究竟何为“家”的定义，也逐渐从父母居住的农村，转向子女居住的城市。
“反向春运”侧面映射出的，是许许多多从农村和偏僻县城中走出，又在外定居的拼搏之人，和他们留守村中，亲缘和社交关系逐渐减少、不再重要额老人。
然而，笔者这次回家观察到的外地过年，却同时具有“反向春运”和“旅行过年”的双重特征。
首先，选择去外地过年的笔者的大姨和大姨夫，包括笔者母亲的同事们，并非身处农村、几乎没有工作安排或没什么亲戚需要走动的留守老人。恰恰相反，她们都是城镇职工，有稳定的体制内工作，也尚未到退休年龄，因此，去外地过年对他们来说，与子女回家过年一样有所不便。她们在本地也有稳定的交友圈，在居住地附近的农村也有尚未过世的长辈需要关照和走动，因此也不存在必须身边无人、必须去子女那边过年的需求。那么，她们为什么要选择不辞辛劳地南下深圳，去外地过年呢？又为何这种选择可以得到同伴乃至长辈的宽容和理解？
对于前一个问题，据笔者了解，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还是最现实、最根本的春运“一票难抢”问题。本地去深圳的票好买，但反之深圳回家的票却难抢。子女们的票抢不到，团年却不能不团，那么对留在家里的父母来说，“山不就我、我去就山”，不如直接买票去深圳过年。他们的经济能力足以购买对刚刚工作的子女而言稍显昂贵的高铁甚至飞机票，也有子女们缺乏的闲情和能力去选择开私家车前往。
第二，则是大多数子女离家太远，回家太不方便。除了部分在深圳工作的子女，她们的亲戚、同事中，也有不少子女是在海外读书、工作，好不容易才能挤出假期回国一趟。从国外赶回家本身已经路途迢迢，既然总要从深圳过海关，不如便在深圳过年。大城市又方便中转歇息，又热闹，还能顺便在附近旅游一番。
而对于第二个问题，笔者则了解到，这与他们作为城镇职工、又身处中部地区所具有的家庭观念离不开关系。
一方面，身为城镇职工，他们很早就离开农村，从参与工作开始，便扎根在城市，接受了城市更加现代、流动的生态，对于城市中随迁随走而非安土重迁的观念更为接受。他们住在分配房或者商品房里，自身往往有至少一次或多次更换住宅、更换居住地点的经历。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十分浓厚的对于土地的情节，也没有“一定要在某个特定地方过年”的执念。对他们来说，房子只是居住的地方，不是什么家庭情感的寄托之所；相反，家人在的地方才是家，因此，在本地自己的家里团年和在外地酒店或是子女的家里团年，都没有什么区别。
另一方面，贺雪峰教授在他的《南北中国》一书中早已提及，由于长江流域季节性泛滥，这些地方存在高度的生态不稳定性，也这些典型的中部农村难以在稳定的环境中慢慢发展出稳定的宗族观念，多为原子化的分散村庄。在这样的村落里，宗族关系并不深入人心，对于老人的孝顺也并不注重仪式化的历程。对他们来说，平日侍奉在老人身边便已经足够，拜年也不必专门挑在初一初二的日子。相反，成年后便具有自己生活的权利，在外漂泊打拼的子女们愿意回家过年，或者愿意与父母一起团年，反而是十分孝顺的表现。因此，父母们前往外地过年的行为，不仅不会受到长辈和同辈亲属们的谴责，反而被认为是“幸福”、“子女孝顺”之举。
在外地过年，虽然与传统观念中回家团圆的概念有所差异，但同样能传达一家人团团圆圆、幸福美满的心意。现代过年习俗的主动转变，标志着经济发展之后人们对生活美好追求的需求转变，也标志着城镇职工从农村土地的地缘概念向以人为本的家庭亲缘观念的转变。
过年重要的就是回家、团年。而在笔者大姨他们的观念中，“爸爸妈妈（指大姨和大姨爹）和孩子在哪里，家就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