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禹与商鞅：历史上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夏禹与商鞅：历史上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句成语，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庄子·盗跖》，它生动地描绘了专制统治者对待顺从与反抗者的不同态度。在中国历史上，夏禹和商鞅无疑是这一理念的典型代表。他们一个开创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另一个则通过变法推动秦国崛起，成为战国时期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他们的故事，不仅展现了权力的无情，也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
夏禹：从治水英雄到开国君主
夏禹，姒姓夏后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世袭制君主，也是夏朝的创立者。他的权力之路始于治理洪水。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继承父亲鲧的遗志，采用疏导而非堵塞的方法，成功治理了泛滥的河水。在治水过程中，他“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种忘我精神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然而，禹的统治并非仅仅依靠道德感召。为了巩固权力，他多次讨伐不服从的部族。其中最著名的是对三苗的战争。据《墨子·非攻》记载，禹在击败三苗后，“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这表明他通过军事征服确立了对各部族的统治。
禹的权力达到顶峰是在涂山会盟。据《左传》记载，“执玉帛者万国”参加了这次会盟，显示了夏部落的号召力。然而，在这次会盟中，防风氏首领因迟到而被禹处死。这一事件充分体现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理念。禹通过严厉的手段，向所有部族首领展示了不服从的代价。
禹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建立了世袭制。他原本推举皋陶为继承人，但皋陶早逝后，他又选择东夷首领益为继承人。然而，许多部族并不拥戴益，反而支持禹的儿子启。最终，启继承了禹的权位，开创了“家天下”的先河。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从部落联盟向封建王朝的过渡，也奠定了此后近四千年中国政治的基本模式。
商鞅：变法者的崛起与陨落
商鞅，姬姓公孙氏，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早年在魏国担任相国公叔痤的门客，但未得到重用。后来，他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便西入秦国，通过孝公的宠臣景监求见孝公。
商鞅与秦孝公的初次见面并不顺利。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先后四次见秦孝公，分别谈论帝道、王道、霸道和强国之术。前两次孝公都心不在焉，直到第三次谈论霸道时才引起孝公的兴趣。第四次，当商鞅详细阐述强国之术后，孝公终于决定重用他。
商鞅在秦国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史称“商鞅变法”。这些改革包括废除世袭世禄制，实行军功爵制；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农业生产；统一度量衡，加强中央集权等。这些措施极大地增强了秦国的国力，使其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然而，商鞅的变法也触动了贵族阶层的利益。特别是废除世袭世禄制，剥夺了贵族的特权，引发强烈反对。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秦孝公死后，太子驷即位，是为秦惠文王。公子虔等人趁机告发商鞅谋反。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鞅试图逃往魏国，但因曾欺骗魏国将领公子卬而被拒绝。最终，他在自己的封地商邑起兵反抗，但被秦军击败，尸体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之刑。
商鞅的结局，正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真实写照。他在位时推行严苛的法律，对反对者毫不留情。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他曾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但同时也记载，“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这种严格的法制，虽然带来了秩序，但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历史的启示
夏禹和商鞅的故事，生动地诠释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理念。他们通过军事征服、严苛法律和制度改革，建立了强大的统治。然而，这种统治也带来了残酷的权力斗争和无情的报复。
夏禹通过处死防风氏首领，确立了绝对权威，最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商鞅则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战国时期最强大的国家，但同时也触动了贵族利益，最终在权力斗争中被处死。
这两个历史人物的故事，不仅展现了权力的无情，也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他们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强硬手段推动社会进步的代表。然而，他们的结局也警示后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成就伟业，也可能带来毁灭。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句成语，不仅是对历史的总结，更是对人性的深刻揭示。它提醒我们，在追求理想和目标的同时，也要时刻保持谦逊和谨慎，避免走向极端和独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