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期日本人对太平天国的评价
同时期日本人对太平天国的评价
十九世纪后半叶，世界各地新旧势力冲突激烈：日本的倒幕运动、印度的民族大起义、美国的南北战争、东欧的克里米亚战争、西欧的意大利统一和德国统一进程的推进。得到了中国内乱信息的地区，也根据各自的利害关系进行观察。
特别是锁国的日本深受鸦片战争信息的冲击，对之后自然会发生的内乱非常关注。吉田松阴写了《清国咸丰乱记》，其中虽提到近来的风闻都只是妄语，但当时的日本正好是俗书妄语风行之时。从太平天国攻陷南京的嘉永六年开始，滞留长崎的中国商人们带入了《海外异说》、《清国骚乱话》等题材的风闻，《和兰陀风说书》也传了进来，这些使大家相信南京的陷落和新王朝的成功是真实的。
《鞑靼胜败记》（江户时期流行的取材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小说）
《盾鼻随闻录》（日本出版的关于太平天国的史料，参考清朝方面的记录）
然而，将风闻改编成虚构的故事，作为读本而出版发行的小说相继出现，不仅在江户、京阪地区，甚至在整个日本都有流传。当然书店也是紧跟潮流的，这些书籍的内容大致相同，都是讲述清朝没落、讴歌新王朝的，但是不能将其一概看作日本人的隔岸观火看热闹。因为在日本有一种期待着什么发生的强烈迹象。
到了次年的安政元年（1854），事情发生了变化。《满清纪事》、《粤匪大略》等来自清朝方面的报告传了进来，在胜负尚难预料之时，就已经开始流传起太平天国被平定，清朝必定胜利，新王朝必定走向没落等风闻。随之，各种读本的续篇在太平天国还没灭亡之时，就已经开始描写新王朝灭亡、期待他们东山再起等内容。
如果将这种现象看作百姓见异思迁、迎合权力的行为，或是信息来源不同造成的自然反应，那就不是研究历史的应有态度了。日本人担心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到自己头上，因此自然有些神经质。在幕府的警察力量还未衰落之时，为外国的新王朝拍手叫好也还是很危险的。有趣的是，日本当初传闻这是一场反清复明的运动，完全没有提及该运动关乎基督教主义。这就是一个“可能是这样吧”的主观推测决定了史实的好例子，日本的态度与欧美将其作为基督教国家来宣传的事例形成了很好的对照。
但进入文久年间，千岁丸号西渡到上海，日本人了解了实情后回国，有了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日比野辉宽的《赘肬录》等，他们在上海的感触和理解，使人们很自然地将太平天国视作贼党，这也决定了之后日本人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例如《上海杂记》中写道：“长毛贼起初说要复明，现在却只信奉天主教，迷惑愚民，处死违逆者，一味胡作非为。这也是因为贼中将领或战死，或投降。因此，即使向人们介绍太平军的信义和公正的态度，太平军也还是会被当作贼人来对待。
起初为在亚洲建立最初的基督教王国而拍手叫好的欧美人，也并非全都认可太平天国的基督教。来日本中途的佩里提督记录了1853年5月在上海的见闻，叙述了中国不稳定的政治情况：“主张恢复旧王朝的革命军，占领了半壁江山，以南京为据点，但主人公否定现在的中国宗教，鼓吹美国的摩门教信仰。”
很多人对于太平天国的基督教本质抱有疑问，这之后成为一般化的观点，但也有人像当初在香港的韩山文和之后跟随太平军的呤唎那样，不怀疑他们是基督教徒并对其加以赞美和宣传的。观望形势的欧美各国，一边宣扬清朝是愚昧的，太平天国是公正的，等等，一边判断太平天国只是暂时的，将来还是要依靠清王朝，在他们决定援助清王朝后，才开始对太平天国有了固定性的评价。
在日本，最先把太平天国作为历史加以记述的是明治十二年（1879）发行的曾根俊虎的《清国近世乱志》，虽然作者目睹了起义遗留下的血淋淋的伤痕，但他以平静且极其客观的笔触进行了记述。他以清朝记录为基础，参照外国人从军记，整理起义的来龙去脉，不称太平军为“贼”，而是写作“敌人”等，这是外国武官观战记风格的叙述。但是在书中太平天国这一名称并未出现过，内容也未触及新政府的政策等，只是追溯了战乱推移的过程。
在之后的明治时期，太平天国运动的意义和价值仍未被承认。大正元年（1912），田中萃一郎首次指出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意义”，呼应了以下观点，即当时清朝正在瓦解，中国处“于发生革命的时期。田中博士在伦敦调查了讨伐太平军的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的文件，也看了太平天国的出版物，才得出了以上见解。
虽然之后并没有让日本人对太平天国产生更大兴趣、更多关心的新契机出现，但是进入昭和以后很多见解被陆续提出。与一般将重点放在太平天国的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上相对，鸟山喜一在昭和九年（1934）的《太平天国之乱的本质》一书中，试着将其定位为宗教运动。这一观点与昭和二年（1927）矢野仁一将义和团看作宗教运动的观点相呼应。
即使有以上这样的观点，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战争，有其革命意义，更与中国的解放运动相连。以此为前提，后来才能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这样的评价便逐渐固定了下来。一方面是因为国民政府、人民政府都想采取将太平天国作为革命的第一“步来彰显的政策，另一方面，或许人们发现被称作无赖之徒或暴民的未必全都是非法集团和龌龊民众这点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欧美当时以政治性目的为出发点，提出了很多报告书，特别是英国通过赞美援助清朝的戈登将军来装点维多利亚女王的太平盛世，因而出现了蔑视参加太平军的呤唎，认为其著作《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是伪书的风潮。但是，1908年伦敦的《泰晤士报》报社编纂了《历史学家的世界史》，其第二十四卷把从黄帝到明代的中国史作为第一节，清朝为第二节，太平天国为第三节，洪秀全为第四节，太平军的进攻为第五节，上海的国际贸易为第六节，之后的是现代历史。虽说很粗糙，但将太平天国以前作为中国前史还是第一次，如果要探讨当初可以取代清朝的朝代的话，非太平天国莫属。“1934年，美国的维克多·A.雅洪托夫（Victor A.Yakhontoff）出版了《中国的苏维埃》，认为中国的苏维埃历史从太平天国开始，其最大的意义是农民的革命运动，其次是受欧洲影响的道德和宗教的新运动，第三大意义是反对清朝的政治运动。虽然这样的评价明显体现了作者的观点，但要判断太平天国本身期待按照什么顺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还是很困难的。可以想象，太平天国的很多首领都认为推翻清朝是第一位的，宣扬新宗教为第二，农民解放为第三。
但是太平天国所包含的各个阶层中还有其他的期待，其顺序也是各有不同的。
这种评价在中国是最明显的。明治三十七年（1904）前后，留学日本的宋教仁打算建造洪秀全的铜像，招募同志，孙文年轻时曾以洪秀全自居，洪秀全成为革命的象征，太平天国被视作新时代的先驱。但是，不久后他们分析了太平天国所包含的各个阶层，就开始认为首“领洪秀全和杨秀清是贫农意志的代表，洪仁玕有资本主义的倾向等。
在中国的历史观中，有跨越时代将历史上的人物原封不动地带入现代的习惯，这样的个人评价近来似乎特别盛行。而且对于历史上的诸多问题，只关注其初创时的新鲜，而不会将焦点放在其衰退的哀歌上，这点也同样很明显。但是实际上，个人的志向和性格在事情经过中是怎样贯穿始终的，或者事态是如何发展成熟的，进而为什么会衰亡，这些方面的问题更多。
中岛端曾在大正初期将太平天国与清朝义勇军的湘军之战评价为广东人和湖南人的战争。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的乡党意识之强烈。昭和二十年（1945）左右，佐野学于战争时期在狱中写了《清朝社会史》，他将太平天国看作革命而大加推举，“但是当时有很多人不愿意称之为太平天国，而称之为长毛贼，甚至有人公开说那并不是真正的历史。这并不是出于“政治是世俗之事，而非人生雅事”的风雅之心，而是出于不愿涉足政治的怯懦和历史观的固定等。但是，对此表现出兴趣，调查、整理相关史料并最终得出见解的人也很多。如果提取其概略来看的话，我们自然而然就能明白他们到底思考的是什么。
如果承认以太平天国的爆炸性扩张和其特殊性为前提，当然首先会关注福建、广东、广西相继爆发的民乱及其时代背景，但是并没有特别的新发现。有观点认为：太平军中有女子军，不缠足，用天生的脚来从事劳动，但这也是客家的习性，并不能称为女性解放；既然有女子军，并且被编入了组织，那么科举首开了女子考试，是这种活动的延续，而并非学习男女平等的观念；等等。
另外，当初从广西开始行军之时，少数民族的苗族和僮族（后改称壮族）也有参加，有人认为这成为强韧的牵引力；此外，也有人认为很多知识分子以不即不离的形式利用这股力量，并不断追寻能印证这一点的踪迹。但是，爆炸性扩张和集团的特殊性就像海市蜃楼般，如果我们过于强调这一点，就会发现太平天国表现出来的全都是与以前的起义同类型的活动、同类型的性格。
因此，有人认为在中国唯一的基督教主义的思想内容及其对行动的影响是强烈的动因。如果我们逐一调查他们发行的二十九种出版物，探究其与原著的差距、翻译过程中的中国化和领导集团内部的个人差别等，就能发现人们通常认为的正是基督教影响了太平天国运动的这一幻影便会消逝。
“虽然我们相信以洪秀全为首的几位狂热信徒的存在和礼仪性礼拜的严格执行等，但这对政策的决定和执行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度，似乎并没有可衡量的尺子。
这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的地方政治都依靠地方官的个人力量，既有循吏也有酷吏，既有美俗也有腐朽，所以基督教信仰在多大程度上加强了太平天国的吸引人民的能力，不得而知。
初期排他性的激烈破坏结束后，太平天国又回归了儒教。虽然他们尝试过根据拜上帝教的教义修订四书五经，但并未实现。即使排斥孔孟，也不能废弃人伦；即使憎恶官僚，也不能扔掉官僚制度；即使反抗权威，除了建立新权威外也没有其他的统治之道。因此，可以说无论怎么分析制度和组织，都很难发现决定性的材料。
但是，有些事物开始在潜移默化中悄悄发生改变，例如文体和称号等之中开始随处可见庶民用语和表达。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太平天国，而是从清代中期开始，随着书籍也成为读书人以外人群的必需品，尺牍（书信）和商业文一般化而产生的一种倾向，该倾向见于太平天国资料这一点，作为王朝母体降到更低的阶层或者分散到更广阶层的证据，引人注目。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置身于国际问题中，太平天国和外国间的关系也经常被提及。初期太平天国也如同清朝一样自大，不论英国、美国还是法国都认为其成功率很高，因而保持了中立。但是各国最终还是以关税为理由，不是选择太平天国而是选择旧制度的清朝，太平天国犹如变成了一个孤儿。或许在这种孤立化和没落过程中的太平天国才能进一步发现太平天国的特色，这可能是最应该被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