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弹幕”：层累泰山经石峪
历史的“弹幕”：层累泰山经石峪
泰山经石峪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佛经摩崖石刻，位于泰山中路红门斗母宫东北400米溪流处的缓坡石坪上。经石峪刻有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南北长56米，东西宽36米，面积2000余平米，共有47行，行10
125字不等，字径4060厘米，现存可识1051字。千百年来，伴随石经，周边又增添了许多题刻。
从泰山中路红门往上，斗母宫东北400米溪流处有一缓坡石坪，上刻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被认为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佛经摩崖石刻。因无题记、经主和刻经年月，关于经石峪的刻经者是谁，聚讼纷纭。有北齐王子春说、东晋王羲之说、南北朝唐邕说、北齐僧安道一说数种。目前以僧安道一说最为流行。
刻经南北长56米，东西宽36米，面积2000余平米，共有47行，行10125字不等，字径4060厘米，现存可识1051字。千百年来，伴随石经，周边又增添了许多题刻。2006年，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和德国海德堡学术院联合调查，发现共有44处题刻。从最早的刻经到最晚的郭沫若题诗，经石峪犹如一个碑文的屏幕，不断有弹幕出现，层累地积攒了许多历史故事与信息。
儒释的竞争场
石经周边明代题刻最多，共34条。有多处大段的儒家经典与学说思想。其中一条云：
泰山之麓，平石纵横数十丈，刻佛家语，呼为经石。余为书《诗·般》一章刻之。案《虞书·舜典》：“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五月至于南岳，八月至于西岳，十有一月至于北岳。《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其至于南、于西、于北，其时皆如《舜典》。则谓是诗为登岱而颂无不可，而刻之于此，固无不宜。则夫经石之名，其有称也夫。壬戌之秋七月既望。
唐仲冕认为此石刻为明汪坦所刻。在佛经面前刻儒经，用《诗经》《尚书》《王制》等儒家经典内容，与佛家争夺泰山之意、石经之名，昭然若揭。汪坦在泰山以刻石争胜，不止此例。叶昌炽《语石》论碑厄云：“宋真宗《登泰山谢天书述功德铭》，明鄞人俗吏汪坦大书题名于上，每行毁三四十字不等。古刻遭此厄者非一，操刃者大抵皆科目中人，空腹高心，以卫道自命，遇二氏之碑，辄毁之。”汪坦毁坏真宗题刻，写上自己的题名。思想意识形态的竞争常常造成碑刻的毁坏。
另一条“汪玉题刻”，现存514字，是一篇评儒家思想的议论文。汪玉乃汪坦之父。碑文言“二典三谟之文，旭日之初升也。文王周公孔子之文，大明之丽天也”，把儒家思想拔至无以复加的高度，后又把子思、孟子、董仲舒、贾谊、扬雄、王通、韩愈、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等儒家学者评述赞颂一通。佛经面前说儒家，抑佛扬儒意图也明显。汪家父子具有强烈的宗儒辟佛意识。
与佛教争胜最为明显的是“李邦珍题刻”，大字刻“经正”二字，小字碑文为：“孟轲氏云：‘君子反经而已。经正则庶民兴。’石上之经亦经也。今以圣经反之，故曰经正。万历六年三月都御史肥城李邦珍书。”以儒经为“经正”，批佛经为反经，真有登门谩骂之嫌。
明代儒家思想活跃，特别是阳明学在士大夫阶层影响力巨大。辟佛尊儒不仅表现在著书立说、经筵讲学等方面，更延及到了摩崖石刻等风景上。思想的竞争，已无处不在。犹如李白、崔颢之间的诗歌题写竞赛，伴随经石峪，也构成了思想与宗教的竞争。
面对儒道的竞争，僧众也有所回应。东晋竺道爽撰《檄太山文》，声讨东岳神府及都录使者，“何妖祥之鬼，魍魉之精，假东岳之道，讬山居之灵，因游魂之狂诈，惑俗人之愚情。雕匠神典，伪立神形；本无所记，末无所经”。言辞非常激烈，这是佛教兴盛的早期。到了明清时期，佛教则无当年锐气，只是把观音和碧霞元君混同，蹭人热度。虽仍有争胜之心，但已落入第二义境地。
以经石峪为代表的泰山成了一个儒佛思想竞争的角斗场，不断有人前来“打卡”争胜，形成了一部立体的思想史。佛教也在这种竞争之下，逐渐淡出泰山中路的轴心地带。
艺术的膜拜地
现位于石经西北角有条宋代题刻。文为：“莆阳陈国瑞子玉校学奉高，游石经谷，熟视笔画，字径尺余，非人所能，历千百年曾不磨灭，岂非神力护持，以遗观者！政和丁酉春余一日题，承议郎知县事郑温恭勒石。”此条题刻对石经的书法充满了赞叹。
经石峪刻经的书法，属于南北朝隶书向楷书过渡形成的“隶楷”。因其特殊的书艺价值，历代以来成为书法爱好者的膜拜地与学习场所。上引陈国瑞在宋代，已赞叹不已，认为是“神力护持”的结果。明代王世懋游历泰山，云：“观陈国瑞题名，则北宋人已叹赞为神。”宋明之间，已成呼应之势。清代书法家、政治家刘墉作《经石峪跋文》，称经石峪刻经是自己书法技艺进步的重要助力。
清代经石学发达，经石峪刻经在学问考据与碑学临摹和士大夫阶层中成为热潮。著名学者俞樾曾考证江苏元和王大错家藏《原拓泰山金刚经》版本，认为“非五百年以内物”。清末学者杨守敬亲自勾摹，出版六卷十二册《杨守敬缩摹泰山经石峪字》，制作精美，成为临摹学习的良本。杨守敬对石经评价也非常之高：“北齐泰山经石峪以径尺之大书，如作小楷，纡徐容与，绝无剑拔弩张之迹，擘窠大书，此为极则。”
清代学者对经石峪推仰、宣传贡献巨大的，还有包世臣、康有为。包世臣撰《艺舟双楫》，在书法理论方面有不少创见。后康有为撰《广艺舟双楫》，进一步发展包世臣观念，成为碑学理论的扛鼎之作。康有为“自以《经石峪》为第一，其笔意略同《郑文公》，草情篆韵，无所不备”，是榜书之宗。1916年，康有为到曲阜祭孔后登泰山。此次登泰山，康有为印象最深的就是经石峪，并赋长诗赞叹：“先抚经石峪，九百遗交留。珊瑚交玉树，翔凤舞蟠蟉。榜书谁可比，铁画而银钩。惜哉石碎裂，又被沙压稠。下笔索请碑，欲作三日休。观摩不忍去，手画足䞴趄。”
康有为的学生徐悲鸿对经石峪也是推崇备至。1931年5月，徐悲鸿带领学生登临泰山观摩学习。此行徐悲鸿购置不少经石峪拓片，回校后集成一对联，上联“独持偏见”，下联“一意孤行”。
难怪德国汉学家雷德侯说：“经石峪本来是一个宗教场所，后来的题跋让它变成了一个美学场所。”
层累的景观
顾颉刚曾提出著名的“层累造成中国古史说”。古史在漫长的时间内，不断地层累造就出来，如“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等。这也是一种“立体的历史”。顾颉刚说：“我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事件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事件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 这句话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告知我们于古史应一层一层地去剥，把每一层在时空上给予定位。仅仅关注到固定后最表一层，是不够的。古史如此，碑刻同样如此。最初的碑文刻上之后，一方碑的历史命运并未就此终结。后来者往往拥有各自利益与目的，不断加工与创造。
据周郢研究，经石峪不仅是思想竞争的场域，而且是政治斗争的一面镜子。其中一处有“枕溪漱石”四字，落款为“甲戌刻，南州帅众题”。经考察在这条碑刻下存29个残字，是明武英殿中书舍人程守训所题诗歌。关键在于，程守训的诗并非自然风化，而是被新刻者帅众所磨毁。据沈德潜《万历野获编·陈增之死》载，程守训是宦官陈增的手下，且是臭名昭著矿税的首要建议者。天下苦矿税久矣！帅众曾任左都副御史，因弹劾宦官而失官。故此条碑刻的更换，反映明后期围绕矿税而展开的争斗等重要历史问题。现实的政治斗争，延续到了碑文的磨毁与重刻。碑文间的竞争也是世事变迁的反映。
不同思想倾向、政治派别者，在同一碑刻或摩崖上，不断镌刻，形成竞争关系。这样竞争关系产生的题刻，形成了层累叠加的景观。与经石峪一样，泰山极顶的唐摩崖与之类似。泰山极顶大观峰，上刻唐明皇李隆基撰《纪泰山铭》，金色耀眼，世称“唐摩崖”。抬头瞻仰，在皇帝宏文与豪气万丈的祝辞旁或底层，尚有不少题记。最早可考者是唐乾封元年唐高宗《登封降禅朝觐颂碑》《奉敕投龙璧题名》及刘仁愿题名，最晚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陈兴亚所题“深远高大”。历经唐宋元明清至民国，跨越1267年。内容涉及告天祭文、诗文、记事、题咏、点景等，人物包括帝王、官员、文人、太监、道士与普通民众；所用字体则篆、隶、草、楷、行五体俱全。题刻及题刻之间的关系，包括描金、描红、隐藏、磨毁、覆盖、并置、漫漶等。摩崖石刻群，犹如一座碑刻的屏幕，千余年的刻磨、凿毁、叠加，以至于今。
总之，石经或摩崖提供了一个书写的场所，供上至皇帝，下至香客，以及文人之间跨越时空进行对话与竞赛。恶性的竞争，是毁灭或遮掩前期的碑刻。良性的竞争，是增补、并置，形成真正的对话。无论是一方小的石碑，还是巨大的摩崖，均可以成为竞争的场域，让不同时空的人在此表达思想与情感。世事变迁至今日，研究者不能仅以目前呈现的状态去观碑，而必须拂去尘沙，还原历史的每一层痕迹，看到层累地叠加出来的历史画面。
本文原文来自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