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时代”：超越性意识诞生与历史性意识兴起
“天下时代”：超越性意识诞生与历史性意识兴起
贯通于“轴心时代”和“天下时代”两大理论的，不仅有超越性意识的诞生，正是它导致了实然世界与应然世界的分离，还有历史性意识的诞生，它使得人和社会的自我定位能够从宇宙中的位置转变为历史中的位置。
1974年，沃格林出版的《秩序与历史》第四卷《天下时代》，对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理论进行检讨并以“天下时代”理论予以替代。“轴心时代”话语所关切的精神突破在“天下时代”理论中得以延续，一些更深层的问题直到“天下时代”理论中才得以被系统思考。在雅斯贝尔斯那里，“轴心时代”的精神突破关联着超越性意识的兴起，却缺乏何以超越性意识不能出现在“前轴心时代”的说明；雅氏揭示了经由精神突破自然民族走向历史民族，与此关联的是此前和此后相区分的纪元性意识的兴起，但同样没有所以如此的进一步解释。“天下时代”的理论则在一定意义上回应了精神突破何以同时开启了超越性意识和历史性意识这一深层次问题。
从原初的宇宙经验到超越性意识诞生
沃格林以“神显”形式的转变理解“天下时代”秩序转变的精神实质。在“前天下时代”里，人们生活在原初的宇宙论秩序中，秩序的展开表现为宇宙节律的经验——天体运行、季节循环、昼夜更替、动植物生长的节奏等，无不是宇宙节律的表现。宇宙论秩序是唯一性和笼罩性的，并没有宇宙论秩序以外与之并行或相异的其他秩序形式。人们的秩序体验和思维受制于神话这一古老的符号化形式，该符号形式作为人类表达生存经验和世界经验的原初符号母体，无法分离出心理世界与物理世界、人格世界与非人格世界、事物的秩序和话语的秩序。在神话符号所呈现的原初宇宙论秩序中，一切都被符号化为宇宙内的实体化事物，无论是神与王，还是世界与社会，都被以象征的、类比的方式表述为实质性的相似之物。由于神话思维的上述特征，原初宇宙论秩序中的人们不可能拥有一套成熟或精致的宇宙论话语或宇宙论理论，后者所以可能的条件是原初宇宙论秩序解体之后宇宙论秩序成为秩序的一个层面而非全体，由此宇宙论秩序在人类意识中获得了自己的边界，而不再呈现为原初的整体性浑然，此时宇宙论秩序才能进入话语或理论层面，但这同时意味着这种宇宙论秩序不再是笼罩性的或唯一性的秩序，而只是与社会秩序、心灵秩序、历史秩序等并立的一个秩序层面。换言之，当人类心灵展现了宇宙论秩序无法涵盖囊括的秩序维面时，以理论形态出现的成熟的宇宙论话语才得以出场。而在原初的宇宙论秩序中，人们所有的只是对宇宙的原初体验，宇宙不是作为对象，人也不是作为主体，因而原初的宇宙论不可能以话语或理论的形式出现。
重要的是，神话思维的紧凑性特征，使得“神显”类型受制于原初宇宙论秩序，神或天被理解为宇宙内的最高事物，位于宇宙的最高层级，却非世界的超越根据。只要神或天被视为宇宙内的，它就总归被视为具体之“物”；而且，神话思维所关联的“共生性”与“交融性”，使得“神显”（或“天显”）总是通过宇宙内事物展开，神在宇宙内事物与人这里的显现方式无法被分殊开来，宇宙成为一个充满众神的宇宙。“所有的实在均被符号化为一个由宇宙内‘万物’构成的宇宙。生存着的万物变成这个由神塑造秩序的宇宙的同质组成部分，非生存的神性本原（引者按，指的是天或神）则被符号化为宇宙内众神。这个宇宙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在于它所囊括的万物之中的，就像万物内在于这个宇宙之中一样。”（沃格林：《天下时代》第135-136页）只要天或神被压缩为宇宙内事物，与宇宙内其他事物同质，就没有任何超越性可言。同样，人作为与其他事物同质化的宇宙内存在者，也不具有超越性维度。
紧凑性的神话思维所呈现的原初宇宙经验在“天下时代”解体。与此相关的是神显形式的变化，即神或天从宇宙内的最高事物转变为世界的超越性根据，“宇宙最终被分裂为一个去神化的世界和一个超越于世界之上的神”（《天下时代》第137页）。新的符号形式如古希腊的“哲学”、以色列的“启示”、中国的“经史”等出现，通过这些符号形式，神或天与宇宙内事物的区别得以确立，其超越性维度得以敞开。同时，人也不再仅仅被视为宇宙内的现成事物，相反，其生存展开为朝向终极根据（天或神）的运动，换言之，人作为一种天人之际或神人之间的“居间”存在者，总是具有一种突破作为宇宙内现成事物的向度，这种向度构成人性的根本规定。人在对其人性的意识，体验到作为终极根据的天或神，而不再通过宇宙内事物及其所展现的宇宙节律来经验天或神，这是神显形式在“天下时代”的转变。与这种转变相关联的则是超越性意识的兴起，其内核是人的心灵成为终极根据的显现场所和这种显现的感受器，由此得以体验到人性在本质上是由人与根据（天或神）的关系构成的。正因为天命内在于人性之中，从外在于自身的宇宙内事物来探寻天命也就不再具有切身性和正当性，于是才有了《孟子·尽心上》所谓的人可以通过内向性的尽心、知性的方式来知天的表达。
历史性意识的兴起及其意蕴
贯通于“轴心时代”和“天下时代”两大理论的，不仅有超越性意识的诞生，正是它导致了实然世界与应然世界的分离，同时还有历史性意识的诞生，它使得人和社会的自我定位能够从宇宙中的位置转变为历史中的位置。
“前天下时代”何以不会出现历史意识？在原初宇宙秩序经验中，个人融入具体社会中，并无独立于具体社会的个人，而社会被符号化为“小宇宙”，通过其在“大宇宙”中的位置来自我定向。秩序感来自与宇宙节律的合拍，如果遭遇失序（宇宙节律的例外、不规则、偶然），则以宇宙论仪式或巫术仪式等重回宇宙节律。借用米尔恰·伊利亚德的话来说，极力泯除历史意识，让宇宙重回开端创始时刻，回归宇宙节律的正常，构成“前天下时代”的秩序经验的突出特征。这就导致了在原初宇宙体验中，所有的宇宙论社会都是相似的和同质化的，具体社会的古今之间并无实质性区别。与“轴心时代”理论一样，沃格林以为“天下时代”出现了纪元性的意识，“确实有划时代的分化事件，即‘在存在中的飞跃’，它们产生于关于‘之前与之后’的符号化表达，而这种过程的意义是由飞跃事件所塑造的”（《天下时代》第48页）。“之前”与“之后”在意识中的区别，关联着同一个社会被引入历史纪元或分期的意识中进行定位。“向关于生存真理的转变是一个新纪元，因为那些人（分化发生在他们的心灵中）将分化体验为划时代的，就其为在历史中的意义建构了一种不可逆转的‘之前’和‘之后’而言；天下时代是作为符号化表达的各个‘时期’（eras）和‘时代’（periods）在其中被创造出来的一个时代（time）。当历史进入视野，被视为在人的意义上普遍的历史时，人们就会发现它具有‘对历史的结构取得划时代的洞见进展’这一特征。”（《天下时代》，第423页）这一表述至关重要，它意味着具体社会进行自我定向的范式转变，即从宇宙中的位置到历史中的位置。
在“前天下时代”的宇宙论秩序中，“一个早期社会将自身理解为唯一的人类，占据唯一宇宙的中心，并且相应地将其符号化为一种宇宙类比”（《天下时代》第385页），即便出现多个同时性的宇宙论社会，也未使宇宙论形式受到明显影响，它们不必也无法进行相互区别。但通过历史中的位置来定位一个社会，这是人类意识中的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它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飞跃或突破，是对原初宇宙论秩序的根本性突破。由此而有了之前和之后的纪元性区分，从而有了不同的时期或时代的意识，而“天下时代”正是时期或时代的意识从中被创造出来的一个“新时代”或“新纪元”。于是，“前天下时代”的“非历史”的“历史”则可以被纳入历史分期中来，并非“时代”（例如五帝时代、三王时代）的那些不同社会最终通过历史中的位置而被区分开来，并被引入“天下时代”作为其过去意识的构成部分而与当下发生关联。
而历史中的位置不同于宇宙中的位置，就在于它不再诉诸自然的宇宙节律，而是诉诸人的历史——作为人道在其中展开的场所和方式，即人参与神显的方式。据此，具体社会的前身与后世就被纳入到了该社会的时间延长线上。人类意识中的自然与历史、天道与人道由此而得以分化，要知道，“发生‘在’历史‘之中’的，恰恰是意识分化的过程，是它构成了历史”（《天下时代》第443页）。换言之，“三皇”“五帝”“三王”作为不同的时代，只有在“天下时代”才得以可能，而在当时的人们那里并无如此的自觉。夏、商、周从来也不会将自身作为不同于“三皇”“五帝”的“三王”时代或“三代”来理解，这些话语只是“天下时代”历史意识生成之后的建构，后者标志着在人们的意识中不同的社会及其秩序典范可以通过历史意识被区别开来。
“天下时代”的历史性意识在历史编纂活动中获得了建制化表达，“前天下时代”虽有史官的文字记载，但那是宇宙论仪式的环节，而不是历史意识的展现。只有到了“天下时代”，历史才作为人类意识中分殊出来的一个拥有无限纵深的层次，人类借此以一种与此前的社会保持间距化的方式来组织和整饬秩序的历史体验。历史的意识构成了历史编纂的条件，而它本身又是以“人性的历史维度分化”为条件的。换言之，历史性意识与超越性意识乃至宇宙论意识，分别展现了人性的不同维度。“天下时代”作为文明担纲者的大写之人，通过对人性维度的分化的经验，才突破了原初的宇宙经验及其所界定的作为宇宙内事物的人的图像，在那一人之图像中，由于在事物那里与在人那里的神显方式无殊，故而人性与物性的分别并不重要，人性论也就不会出场。人性论的出场，关联着人性意识在“天下时代”的自我分层。而超越性与历史性则是这一分层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层面，它们共同突破了原初宇宙体验中从属于具体社会并作为宇宙内事物的人之图像；由此，人性在其超越的和历史的分层中得以具有了普遍性，即人作为天人之际、作为古今之间的居间生存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本质上成为“天下时代”普遍人性自我敞开的彼此交织的两种生命活动。
本文原文来自《社会科学报》，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陈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