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手法的巧妙运用
反讽手法的巧妙运用
《开窗亮话》是罗青山的杂文集，全书分为语治集、知面集、开窗集、观山集、一得集五部分，共收录125篇文章。该书通过反讽手法，对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
反讽（irony）源自希腊文eironeia（本义“佯装”），是一种“所言非所指”或“正话反说”的语言现象，其真实指向与它的字面意义对峙或对立。在大多数现代批评的使用中仍保留了其原意，即不为欺骗，而是为了达到特殊的修辞或艺术效果而掩盖或隐藏话语的真实意义。而与此相近的讽刺（satire）是“一门文学艺术，用来使某一主体显得荒谬可笑，引起读者对这一主体产生乐趣鄙夷愤慨或蔑视的态度，并以此来贬低这一主体。”（见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
反讽与讽刺区别明显。反讽之真实意图是暗示出来的，字面义与真实义相抵牾甚至相反，就修辞格和文学性而言自然要比有一说一、实话实说的讽刺略胜一筹甚至棋高一着，也大大增强了文本的陌生化效果与阅读的审美快感，自然更受读者喜爱。新批评的布鲁克斯甚至认为反讽是“上乘诗歌的特点”。下文从言语反讽、结构反讽与总体反讽三方面来探析《开窗亮话》中的反讽艺术手法。
言语反讽：字词句段等语言层次的局部反讽
《开窗亮话》里的言语反讽主要呈现为篇名的析字、用典、仿语、激发旧词新义等，题目表面上是一种意思，而实际上隐含的却是作者沿着相反的方向表现出另一种意思，也可以说是名实不符、“文不对题”。但这里的题目是属于言语反讽，仅此而已，正文的内容并不构成反讽，而是沿着另一种意思进行正面展开或偶尔进行一定程度的讽刺。
题目用典是从古语或古代故事引入，古为今用，以古讽（喻）今。如《陪太子读书》题目是用典，初看以为是分析封建社会陪太子读书的职业，其实作者说的是今天“陪太子读书”的现象，即一些充满暗箱操作的社会评奖、公开招聘等。《韩信为何“撒娇”》里的“撒娇”不是字面意义的妇幼举动，而是欲擒故纵，待价而沽，择木而栖之意，是怀才不遇者发出的一个信号或警告。《文章憎命穷》是古语“文章憎命达”的仿语，作者是为那些真正有价值的学术书籍难以出版鸣不平。《修赋热的冷思考》里的赋是骈体文，一冷一热的说法构成了反讽意味十足的题目，作者认为修赋是新八股，劳民伤财，呼吁放弃这种文体。
对现实生活和社会现象进行反讽，题目则更多的是直接的析字、反义或仿语。如《“大叔”的幸运》里的“幸运”一词有侥幸的成分。就人才选拔而言，“大叔”幸运了肯定就有人不那么幸运，毕竟一个萝卜一个坑。《说说“官艺”》中的“艺”看似是指艺术，其实是指某些“儒官”没有书画基础的乱写乱画，不懂平仄对仗和音韵的吟诗作对，与真正的“艺”南辕北辙。从字词方面看，《组装》与原装相对，文中意指各种贴牌而成的杂牌货、各类编书。《“联络图”》里说的不是普通的联络图，而是形式各异的通讯录，也就是关系网。《“优汰劣胜”》是优胜劣汰的仿语、反义语，实为劣币驱逐良币。《“监督舆论”》是舆论监督的顺序颠倒，意义却有云泥之别。
《说膨胀》里的“膨胀”本来是就物而言的，文中从物体的热胀冷缩讲到人的自我膨胀也一样与热有关，热源无外乎金钱、权力、荣誉三者，并对症下药，提出了祛除虚骄的冷处理方法。从析字方面看，《吊价》中的“吊”与“掉”同音，但意却相反，吊价其实就是人为的吊起价格与逆势增长，是脱离了实际价值和市场供求关系制约的虚高，如商场与人才市场，并告诉读者如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地砍价。《论“认认真真走过场”》的题目是自相矛盾的说法，从语法上说相当于板着脸讲笑话，本质还是走过场，有点今天所谓的“既要当又要立”的况味。
结构反讽：在一种含有两重意思的结构中表现出来的反讽
如果杂文不单单是题目反讽与偶尔的言语反讽，而是采用一种使双关意义和评价通贯全文的特殊篇章结构，这样就上升扩张至全篇性的结构反讽，达到全篇的陌生化效果，常见的手法有直接戏谑，文体征用，虚构一个天真的叙述者进行戏仿，以物讽人和以洋讽中等。
直接戏谑就是在正文里展开反讽，当然也不排除个别言词性的题目反讽。《某报重要更正拾零》的“重要”一词已经构成了言词性的题目反讽，而全文继续进一步通篇反讽，正文其实就是列举了四类六例某报的重要更正，无其他开头结尾，但读后大家对其“重要”性的领悟其实就是对老百姓而言是无足轻重的官本位思想，令人莞尔。而《批评妙招摭拾》里的“妙招”则是一本正经地罗列批评与自我批评各六招，名为批评与自我批评，实则是表扬与自我表扬，令人喷饭；《跟风也须创造力》中作者郑重其事地阐述了跟风要认得准、反应快、手法新、力度大，要具备相应的判断力、反应力、创新力和决断力，这样才能“巧借好风，乘势而上，实现青云之志”；《“广告文学”写作入门》是以作家心得的形式历数了广告文学的三道程序（文外功夫、采访与写作技巧）与三项技巧（突出、拔高与膨胀），对当时流行的广告文学尽显揶揄之能事。
跨文体的杂文有一定的文体混合特征，如杂文对小小说形式的征用，达至言此意彼的艺术效果。如《“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是以小小说的形式叙述了女儿对送礼行贿的尴尬模仿与对样板戏《红灯记》的戏仿演唱。《俗解辩证法》是以小小说的形式叙述了学员用具体生动的事例诠释了对生活的辩证法和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解，老师被抬杠抬得哑口无言，更是令人哑然失笑。
有时作者会在叙述者方面耍花样，就是虚构一个天真的叙述者进行戏仿，这个天真的叙述者就如希腊喜剧里的佯装无知者eiron（伊隆）。这里的身份或是上段小小说里的人物、或是本段里以第一人称“我”出现的女大学生、高考生、阿Q、“文抄公”，或是下段里的“物”、书信里的“我”。隐含的作者躲在这个叙述者背后暗示其潜台词，叙述者的话语和作者的真实意图及深层涵义很可能是相反相左的，这是一种用叙述视角的结构因素来制造、实现反讽的方法。如《代女大学生答刘绍棠》，是以女大学生第一人称的视角给作家刘绍棠写了一封信，指出刘绍棠先生当初智答的大前提错误，同时也混淆了判断和比喻的界限。《阿Q的申辩》是以第一人称口吻对《法制日报》上的《阿Q与和尚》疑问进行三点回应，一是和尚有没有动过尼姑，二是鄙人动小尼姑是否有理，三是老Q我属鸡，杀鸡儆猴也认了，但“我”也期望舞文弄墨者不要为“只许和尚动，不许阿Q动”提供理论依据才好，这处反讽的理由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文抄公”自白》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授读者五种多年使用的文抄手法：生吞活剥照搬照抄；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改头换面点石成金；抽筋剥骨割肉吸血取其精华；除头去尾肢解其身为我所用。最后还说抄法颇多，花样翻新，学问精深，贵在实践。其反讽意指，就昭然若揭了。《第五种人》是作者代考生写了一篇离题的1992年的高考作文，高考只是规定了四种人，而“我”突破了题目限制谦逊地说是“胡诌”一通，也说明了异向思维的重要性。
物为人用与洋为中用也是作者经常使用的结构反讽手法。
物为人用就是以物讽人，作者用拟人手法对人类社会进行反讽。如《“四”的怨言》是用拟人的手法写人们出于对趋利避害的想法而冷落“四”、热衷“三八九”等数字的现代种种迷信行为的愚昧表现和文化根源。《“猴国之制”戏评》是因作者读了羊城晚报上《穿越猴界》一文，深受启发，便梳理出猴国有竞争上岗，“责、权、利”相结合，推行“猴治”等方面的“先进性和超前性”“科学性和合理性”，实则是对现实社会中个别存在的拉关系走后门，责、权、利不分以及治理方面“挂羊头卖狗肉”等弊端的反讽。在《带鱼的悲剧》中作者重点说明动物界也有内讧和窝里斗，例如带鱼不但喜欢吞食同类，而且因见不得同伴独食“佳肴”而被钓者钓出一大串，成为名副其实的“带鱼”，“被人一锅端”。
有时候作者会煞有介事地介绍洋人之种种，目的当然是洋为中用，借这些洋人（或与其相关）的做法来讽喻我们自己做派的问题与弊端，以引起疗救之注意与可能。如《给“抢救比萨斜塔委员会”的信》是以书信的形式给出三个建议，一是要先挂牌，二是要广泛征集方案并进行旷日持久的讨论，三是要去各地考察，取经觅宝，广泛征求各地意见等等，这三个建议其实都是对时代流行语的一种戏仿，以夸张的笔触调侃了官僚主义的种种病象。《致洋老板》同样以书信的形式一本正经地给人头马公司解释高价洋酒如此畅销的文化与社会原因，揶揄性地申明我们的市场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潜力的市场”，并煞有介事地预计“未来的洋酒销售肯定是行情看涨，大展拳脚，再创纪录，此其时也。”其调侃与开涮意味不言而喻。《一块“他山之石”》是把韩国上层社会开展的“不给子女留遗产”运动“拿来”为我所用，告诫国人不用千方百计给子女留遗产，最好的遗产就是精神财富。
总体反讽：关于现代人生存境况的一个巨大隐喻
总体反讽是关于现代人生存境况的一个巨大隐喻，其基础是种种明显不能解决的深层矛盾或某些无法逃脱的根本窘境，詹姆逊曾经意味深长地说：“反讽是‘现代派’的解决办法。”正如该文集高大上的书名和形而下的五个板块名称之间的罅隙，特定语境里的作者因无力克服的认知缺憾与人性局限而导致的眼高和手低，文本中反复出现的自谑自嘲等。
《开窗亮话》的书名来源于“打开天窗说亮话”，言下之意，打开天窗就是要打开眼界之窗、人性之窗、精神之窗和心灵之窗，而说亮话就要说真话、实话、科学的话、正确的话、智慧的话和良心的话，书名表达了作者的期许和抱负。不管是书作者自谦也好，自得也罢，具体到五个板块的名称还是隐藏着清醒的认识：第一个板块名称“语治集”出自桓宽《盐铁论·卷六》的“大夫曰：孤子语孝，躄者语杖，贫者语仁，贱者语治。议不在己者易称，从旁议者易是，其当局则乱”；第二个板块“知面集”出自孟汉卿《魔合罗》“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第三个板块“开窗集”出自俗谚“打开天窗说亮话”，与书名同义；第四个板块“观山集”出自苏轼《题西林壁》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作者名字缘故，其实也可以看作是“（青）山观”；第五个板块“一得集”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里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面对现实生活里的种种问题，作者无法逍遥，但自己又无力提供一种根本性、整体性的疗救方案，在逍遥与拯救的相切点上，作者只能走向反讽，这也就是作者在《代序》里说的：“杂文经常使用的皮里阳秋，曲折隐晦的‘春秋笔法’”，因此，无垠的书名与有限的集名之间的张力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总体反讽。
作者曾在《会议人生》里对“文山会海”中的“会海”独辟蹊径地讽刺与自嘲了一番。作者先是叙述自己在娘胎之中与娘背之上就有会议熏陶，长大后又以被动者和主动者的身份参加了各种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会议，耳闻生产队开会人走光等奇闻轶事，文末借用杜文澜《词律补遗》中王观关于人生百岁，只有二十五年是自己有用的岁月的计算，对无端被一些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会议空耗宝贵的时间，发出深沉的喟叹。反讽的效果至此不得不走向历史之无奈。
作者在“自序”里坦承：“讲真话有时也要付出代价……我却不是一个真正的勇者……这就使我陷入极度的矛盾之中，于是不得不采取一些迂回战术。”一是采取“远攻近交”，二是不做早啼的公鸡，三是不轻易授人以柄，“我的上述做法也许会被勇者所耻笑，但我对‘真’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始终不渝的。”此话颇有季羡林先生“要说真话，不讲假话，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的意味。在《论“认认真真走过场”》里作者承认：“我属兔，历来胆小”，即使举例也“不敢举‘尖端’的例子，只敢举个我的一位外地朋友讲的年代较久远的安全系数较高的例子”。在封底勒口作者曾自嘲：“厌恶‘假大空’，常说‘空大假’；思想‘先锋’，行动保守。”读者也许会疑惑，胆小的作者在“空大假”和杂文的求真求实之间如何弥合差距？归根到底，《开窗亮话》里的天窗能开几分？亮话可说几许？真心会有几何？真情堪托几成？各种自嘲自省与自我批判最终或许只得无奈地走向无解的总体反讽！
总的来说，杂文集《开窗亮话》中的言辞反讽、结构反讽和总体反讽以深层否定表层，以隐含作者去反抗叙述者，丰富了文本的意义内涵与艺术魅力，体现出作者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深刻洞察与谋篇布局表情达意的写作才华，同时营造文本叙述悬念，勾起读者的好奇心和阅读兴趣，使读者在与隐含作者的隐秘交流中完成话语建构活动，从而完成文本主题“言此意彼”的反讽性表达。
本文原文来自梅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