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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诚信国际:当前我国消费不足的表现、原因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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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诚信国际:当前我国消费不足的表现、原因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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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消费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主要表现为消费缺口尚未弥合、消费支出结构变化、消费信心不足以及居民最终消费率偏低。本文从多个维度深入分析了消费不足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消费不足的四大表现

1. 消费缺口尚未完全弥合,消费动能边际走弱

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社零额)来看,2023年总规模为47.1万亿元,相较上年增长了约3.2万亿元,约合人均支出增长2.2千元,体现出疫情转段后消费的恢复性增长,但与常态增长趋势下的社零额相比仍有6%左右的缺口。2024年1-5月社零额规模为19.5万亿元,同比增长4.1%,相较上年12月增速边际走低。假设2024年全年社零额增速为5%,截至2024年底,社零额规模相较常态增长趋势线将存在5%以上的缺口。其中,1-5月服务零售额、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7.9%和3.5%,服务消费额增速较前值继续回落0.5个百分点,较上年底回落12.1个百分点。商品消费受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显现影响,增速与前值持平,但增速水平依然较低。总体来看,社零额数据说明此前拉动经济恢复性增长的消费动能有所减速。

人均消费支出方面,2023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68万元,相较2013年约翻了一倍,但相较常态增长趋势下的人均消费支出金额仍存4.5%左右的缺口。从人均消费支出增速来看,2024年一季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达8.3%,但考虑到上一年较低的增长基数,两年复合增速相较2019年仍低1个百分点。从假期旅游支出来看,2024年的五一与端午期间,人均旅游支出分别相当于2019年的74.8%与92.4%,体现出一定旅游消费下沉的特征。

2. 消费支出结构变化,存在一定消费降级和消费下沉现象

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城投转型,加快压降平台数量和债务规模,以提升平台自身造血能力、维持再融资循环。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分类推进地方融资平台转型”,国务院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视频会议强调“要下更大力气化解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强化配套政策支持,加快压降融资平台数量和债务规模,分类推动融资平台改革转型”。地方实践方面,云南、辽宁、江西等均发文提出压降融资平台公司数量、推动市场化实体化转型,江苏镇江明确提出2024年要压减地方政府融资平台90个以上;另据媒体报道,某省计划到2028年末将以注销、合并、市场化转型等方式将融资平台数量压降50%。从居民消费支出来看,截至2024年一季度,由食品烟酒、衣着和生活用品所构成的基础商品消费已修复至常态路径,但由教育文娱、交通通讯、医疗、居住所构成的服务型与升级型消费却相较常态增长趋势线有较大差距,这与服务消费增速回落的走势吻合,也与服务消费向三线及以下城市、县镇下沉的现象一致。同时,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出现变化,2023年相比2019年居民教育文化娱乐、居住、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的占比分别下行1.1、1.4、1.0及0.3个百分点,食品支出占比上行了2.1个百分点,体现出一定消费降级的现象。从限额以上企业零售额来看,2024年1-5月家具类、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零售额相较去年同期增加了约400亿元,但仍偏离常态增长趋势,约与2021年同期持平,体现出房地产市场下行对于消费的挤出。

3. 居民消费信心与预期仍未好转

截至2024年4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消费者满意指数与消费者预期指数皆在90左右或以下,相较常态120左右的水平差距较大。信心不足之下居民部门扩表意愿偏弱,一方面是近年来居民部门的超额储蓄现象突出,2022年、2023年居民新增存款规模分别达17.8万亿与16.6万亿,为历史统计的最高值与次高值,2024年1-5月居民新增存款7.1万亿,新增规模依然较高。另一方面居民部门节衣缩食、主动去杠杆的现象依然存在,居民月度短期贷款波动加大且出现收缩的频次增多,居民中长期贷款自2022年2月以来开始出现负增长,其中2024年2月新增中长期贷款为-1038亿元,4月居民新增中长期贷款再次出现负值,为-1666亿元,居民部门提前还贷现象仍存。居民部门预期不足、购房需求偏弱是房价下行的重要原因,而房价下行则会进一步放大居民的资产收缩压力,从而将持续制约居民消费信心的复苏。

4. 居民最终消费率依然偏低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但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中,房地产投资以及基建投资受到需求不足以及债务压力的制约,出口面临大国博弈、全球地缘政经演变及产业链重构背景下的不确定性,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提升,也是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不可绕过的一环,2024年一季度最终消费的增长贡献率为73.7%,虽较去年底有所下行但依然处于高位。与此同时,根据我们的估算,近年来消费对于增长的拉动乘数要显著高于投资。另一方面,我国最终消费率约为54.1%,其中居民部门最终消费率仅为38%(截至2023年末),与之相比全球中等收入国家的居民最终消费率为50%左右,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消费水平更高。若利用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来计算最终消费率,居民部门的最终消费率为44.6%(2022年),也依然显著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可以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与全球第二的经济体量不相称,也不利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构建。

目前制约我国消费不足的深层次原因

1. 居民收入缺口仍存,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与转移净收入增速先后走低

消费主要是收入的函数,特别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数。2024年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同比6.2%,居民收入取得了恢复性增长,但是相较居民收入的常态增长趋势线依然有6%以上的收入缺口,这部分收入的比重大致与社零额缺口与人均消费支出缺口的比重相当。从居民收入结构来看,首先是2020年与2022年居民的经营净收入出现显著下滑,这对应着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的经营活动遭到较大冲击,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也出现下滑。接着是随着房地产领域的调整,居民的财产净收入开始走低,2019年居民财产净收入增速为10.1%,至2024年一季度已经回落至3.2%。此后随着经济下行的压力以及房地产调整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速走低,居民获得的转移净收入增速也出现走低,2019年居民转移净收入增速为9.9%,至2024年一季度已经回落至4.8%。总体来看,2019年四季度以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的频次相较以往显著增多。

2. 居民部门资产收缩,财富缩水效应对消费意愿和能力形成较大制约

除收入水平与收入增速之外,财富效应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也是较大的,如前所述,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房地产相关的消费出现了显著收缩。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居民的资产主要为房产,房地产下行带来了居民资产的显著收缩。因房产价格下行与股票价格下行,居民资产增速显著回落,从2017年的24%下行至2023的2.2%。根据我们的估算,2023年相较2021年,居民部门的房产资产累计缩水约9.8万亿,银行理财累计缩水2万亿,股票累计缩水约5.4万亿,资产价格的持续下行带来较强的财富缩水效应,居民对于长期财富的预期也出现了消极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此前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上行较快,截至2023年末居民部门杠杆率已达到69.3%,2024年或将首次超过70%,加之较高的还贷利率,债务压力也对于居民消费形成了挤出,因此出现了提前还贷与超额储蓄现象。

3. 收入分配结构性问题与收入分配差距不利于消费改善

从初次收入分配角度来看,我国住户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占比约为60%左右,相比发达国家70%的平均水平仍有距离。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约为50%,并不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该统计口径下涵盖了大量个体的自雇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因此在可比性上相对较差。从可支配收入角度来看,相比OECD国家我国人均GDP收入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距过大。人均收入并不等同于居民消费的上限,需要从中扣除掉税收、社保等固定支出项目,再经过转移支付之后,最后形成人居可支配收入。2023年中国人均GDP为8.94万元,而人均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数据)仅为3.92万元,后者仅为前者的43.8%,相比之下,OECD国家的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7成以上,可支配收入偏低直接制约了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

从收入分配差距来看,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较低,所以收入分化或影响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以收入为衡量口径,2022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7,显著高于0.4的警戒值,因房产等资产的价值差距更大、在人群中的分布更不平均,2022年我国成人人均财富基尼系数高达0.709。从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增速来看,中位数的收入增速相对更低,2023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为6.3%(名义累计同比),而中位数的同比增速仅为5.3%。除此之外,我国还存在着较为鲜明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与收入来源广泛性与城镇居民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也相对较低,特别是近年来农民工的月收入增速也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名义增速。

4. 高质量与创新型供给不足带来供需错配,制约消费升级节奏

从国内消费市场来看,一方面存在产品质量难以满足潜在需求的问题。较高的产品质量不仅有助于增强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度,还可以激发新的消费需求进而培育新的产业。但在国内消费市场中低端产品生产过剩,而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严重依赖进口,高端装备、基础软件、核心产品依然面临严峻的“卡脖子”问题。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抽样调查数据,我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合格率由2017年的8.5%上升至2021年的12.2%,不合格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这也与疫后消费降级与消费下沉的整体表现一致。另一方面,存在创新型产品、新兴产品难以满足潜在需求的问题。比如在美国疫后经济的复苏过程中,元宇宙、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创新领域所激发的新型消费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也活跃了消费市场及预期。相比之下我国在疫后消费复苏的过程中主要以服务消费的恢复性增长为主,总体上没有出现创新型供给对于新增消费需求的辐射与带动作用。

5.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完善或制约消费意愿

除疫情冲击下的疤痕效应削弱消费者信心、提高谨慎性储蓄动机之外,相关理论与实证文献一般认为消费还会受到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因素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持续扩大,保障力度持续增强,但仍有较大改善空间。特别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体系下,农村居民的待遇水平低、管理层级低,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凸显,甚至存在着一定社会保障的“退步”。以基本养老金为例,2022年用于1.2亿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支出约为0.3万亿,每人每月不足200元,用于约1.5亿城镇老年人的养老支出6万亿,每人每月约3300元。一个社会的社会保障越完善,为教育、医疗及养老等长期支出所进行的谨慎性储蓄就会越低,但另一方面,社会保障支出的来源也是当前收入的一部分,过高的社保会带来类似于过高的税收一样的紧缩效应,因此也不必追求东欧高福利国家的社保水平。

政策建议

1. 从增加收入角度激发消费潜能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在收入缺口仍存、收入预期偏弱的背景下,消费持续恢复的基础并不牢固。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增加收入”列为促消费的第一要点。我们建议,一是要稳定住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是“做大蛋糕”与解决就业问题的前提,也是稳定居民预期的重要方面。其中,特别是注重发挥民营企业在稳增长、稳就业、稳收入中的作用。二是建议通过现金补贴或数字货币帮助居民部门修复资产负债表,促进终端消费与企业生产与投资之间形成良性循环,物价水平的适度提高也有利于企业盈利水平的修复。三是调整完善个税体系,包括下调中低档个税税率、延续并加大个税优惠政策力度、研究建立个人与家庭申报相结合的所得税税制等等,以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与意愿。四是尽快稳定住房产等资产价格,避免财富缩水持续挤出居民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

2. 将加强供给侧改革与扩大消费有机结合,特别是扩大创新型消费品的供给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要求和发展条件都呈现新特征,特别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居民消费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但相比之下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存在不足,特别是居住、交通通信、文化娱乐等改善需求没有得到较好满足。一是应通过加强供给侧改革对于消费的引导力度,不断提升国内供给质量水平,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当前正在推动落地的大规模以旧换新政策与设备更新政策也有利于消费与生产之间的相互促进,特别是有利于扩大改善型消费、耐用品消费以及服务型消费的比重。二是引导技术创新与消费创新的有机结合,不断扩大创新型消费品以及创新型服务的供给。日韩、美国等发达国家实现服务消费升级的经验也表明,消费升级的过程与产业升级的过程是相辅相成的。

3. 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从政府部门看,调整财政支出方向与结构,加强民生领域支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税制并强化税收调节。从企业部门看,激发民营企业活力,鼓励支持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加强劳动报酬保护,上市企业适当降低企业部门储蓄、加大分红力度。从居民部门看,加大要素市场化改革,鼓励支持居民通过财产、技术、数据、知识等要素获得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占比,通过转移支付、税收调节等手段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此外,增强消费能力还需要用好消费信贷金融工具,增加消费贷款的发放力度和下沉力度,在住房、汽车、电子产品等领域激发潜在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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