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两条平行的文学直线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两条平行的文学直线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19世纪俄国文学的巨匠，虽然在文学成就上各有千秋，但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却大相径庭。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两位作家的作品展现了截然不同的文学追求和人生哲学。本文将通过大量历史文献和私人信件，深入探讨这两位文学大师之间的关系，揭示他们为何像两条平行的直线，注定无法交织到一起。
乔治·斯坦纳的《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从文本分析的角度论述了两位大师之间的关系，其中不乏诸多真知灼见。比如在欧洲文学的大背景下，托尔斯泰是荷马史诗的传人，《战争与和平》体现了“史诗的复活”；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则稳固地植根于《李尔王》建构的世界之中，他的小说使生命的悲剧感以传统的方式在整体上得到更新。”作为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斯坦纳比较侧重于从两者的艺术、思想、宗教等角度来看待两人之间的关系。于是笔者想起另一个问题：具体到生活中，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是否存在着惺惺相惜的友谊？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观差异
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已有众多论述。概括下来，托与陀虽然观点有别，但仍是互相欣赏，两人唯一可能见面的机会，还是因为文学批评家尼古拉·斯特拉霍夫的知情不报而错失了。1878年大斋期间，著名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受宗教启蒙爱好者之托在一个小城市举办了一系列讲座，托与陀都前来参加了。但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安娜的回忆：他们夫妇在会上遇到了好朋友斯特拉霍夫，但后者却故意躲着他们，也不跟他们多说话。事后才知道，斯特拉霍夫是陪着托尔斯泰一起来的。因为斯特拉霍夫在陀去世之后的1883年11月28日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信里描绘了一个自私虚伪甚至变态的作家，这使斯特拉霍夫给人的感觉不是那么好。所以后来的研究者都把两位大师未能当面结识的遗憾归咎于斯特拉霍夫，认为二位本可相识相知，为俄罗斯文学传下一段佳话。不过，如果我们引经据典考证一番的话，真相恐怕未必如此。
早在1856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尚在西伯利亚时，他就在给А. Н. 迈科夫的信里给久别重逢的俄国文坛做了一次排名：“我最喜欢屠格涅夫，只是遗憾的是，在他的巨大才华之中有许多不连贯的地方。我很喜欢列夫·托尔斯泰，但在我看来，他写不出很多东西（不过，我也许会看错）。”从这里看，陀思妥耶夫斯基虽对托尔斯泰有欣赏的一面，但这种欣赏是有保留的。这种保留尤其是在得知斯特拉霍夫高度赞扬托尔斯泰之后，表露得尤其明显。在1870年3月24日致斯特拉霍夫的信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严肃地谈及此事：“我完全不同意您关于托尔斯泰的两行文字。您说，列夫·托尔斯泰可与我国文学中一切伟大现象相提并论。绝对不能这么说！……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绝对”、“非常重要”说明这已不是寻常的文人相轻，更可能是两人思想上的尖锐分歧。
1871年5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里再次提及托尔斯泰的创作：“要知道，这全是地主老爷的文学，它尽其所能地说出了一切（列夫·托尔斯泰说得很好）。但这些说得很好的地主老爷的言词也是最后的言词了。取代这些言词的新话语还没有，永远也不会有。”在作家看来，托尔斯泰的作品再好，也不过是“地主老爷的文学”。言下之意，“地主老爷的文学”只关心那些上流社会的沙龙，贵妇人与纨绔子弟的风流史，他们哪里懂得拉斯柯尔尼科夫之辈的挣扎与痛苦，哪里懂得这个时代中俄国社会所面临的分崩离析？
1875年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说《安娜·卡列宁娜》：“小说相当枯燥，远非什么了不起的作品。我不明白他们因何赞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学方面固然深刻，但却不一定有包容。在《作家日记》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及他对列文这个形象的看法，对托尔斯泰不无批评：“列文喜欢自称人民，可这是个少爷，中上层圈子里的莫斯科少爷，列夫·托尔斯泰伯爵主要就是这个圈子的历史学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目中，托尔斯泰始终没有摆脱社会中上层、庄园地主这样的写作身份。作家的这一论断甚至遭到了斯特拉霍夫的反驳：“地主文学是这样的？多么无情多么骄傲的话，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战争与和平》最后以转向人民，转向卡拉塔耶夫告终，这跟您的思想应该完全符合。我只感到惊奇和莫名其妙……您怎么忘了柯里佐夫，涅克拉索夫……您的《死屋》？这不是人民的文学吗？”
1870年代末到1880年代初这个时期恰恰是托尔斯泰陷入思想危机，苦于精神探索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的评价是：“托尔斯泰几乎发疯了，甚至可以说彻底疯了。”这明显表达了两人之间深深的思想隔阂。总体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将托尔斯泰定位在出色的文学天才，但谈不上伟大。
托尔斯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想见托尔斯泰，而托尔斯泰未必愿意见他。这里有多种原因，既有创作观点上的，也有个人生活上的。诚然，托尔斯泰很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艺术，在后者去世后也跟斯特拉霍夫说：“他是我最最亲近、宝贵、需要的人。”可要知道，托尔斯泰欣赏的是十九世纪四十到六十年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的思想探索，托尔斯泰并不理解，也不接受。就在上述那封信里，托尔斯泰提到自己“读完了《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深受感动”。他最喜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是《死屋手记》。
在1862年2月22日致阿·阿·托尔斯泰夫人的信里，托尔斯泰直接请后者帮忙找一本《死屋手记》来读，因为他觉得“有必要”读一遍这本书。1880年的9月26日，托尔斯泰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里又一次表达对《死屋手记》的喜爱：“近日身体不适，读了《死屋》。很多内容我都忘了，此次再读一遍，不知道包括普希金在内的整个新文学中，还有哪部书比得上它。”难得托尔斯泰如此高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原因显然在于《死屋手记》具有的强烈现实意义，按他的说法是：“此书在观点而非基调上不同寻常：真诚、自然、符合基督精神。这是一部有教益的好书。”这和托尔斯泰对文学真实和功利性的要求是一致的。
相反，对于历来学术界所看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五大长篇，托尔斯泰倒反而兴趣不大。因为这五大长篇充分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探索，揭示了现代人内心的分裂，其思想是托尔斯泰既不愿去理解也不想接受的。可能有人会记得托翁晚年读《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的事。1910年10月18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确实提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惊讶于他的草率、虚伪和杜撰。”次日又说：“快速读完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一卷，有许多好的地方，但非常不连贯。宗教大法官和佐西马的遗嘱。”10月28日，托尔斯泰离家出走，随身带着《卡拉马佐夫兄弟》，这可能表明了他打算重新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遗憾的是，上帝只留给他的时间只有十多天了。
两位大师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决定了两人的关系不可能像研究界通常所认为的那般英雄相惜，尽管那是一种大家都乐于见到的状况。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在回忆录里也提到了托尔斯泰的态度。斯特拉霍夫告诉陀氏夫妇：“同我一起来听讲座的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他请我不要引见任何人，这就是我为什么避开了所有的人。”只是因为斯特拉霍夫后来攻击去世的陀氏，他在这里说的话似乎也没人相信。
1883年11月3日，托尔斯泰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里明确表示了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否定：“您的信让我感到忧郁、失落，但我完全理解您，并且带着遗憾几乎相信您。我觉得您是跟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虚伪不自然关系的牺牲品。不是您，而是所有人都夸大了他的意义和榜样，把他这样一个死于内心善恶斗争最激烈之际的人抬高到先知和圣人的地位。他令人感动，也很有趣，但不能把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充满矛盾的人，作为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可以看到，托尔斯泰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后者内心的矛盾。
类似的观点，高尔基在反对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群魔》的时候也曾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一个伟大的折磨者和具有病态良心的人——正是喜爱描写这种黑暗的、混乱的、讨厌的灵魂。”托尔斯泰和高尔基都相信人性本善，人的心中有天国存在。文学作为人学，要努力表达真善美的一面，而不应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去怀疑人性的黑暗，表现内心的痛苦。从这个角度看，俄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与后来现代主义文学的差异就是在这里，前者的代表是托尔斯泰，继承者是高尔基；后者的代表自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再延伸一下，托尔斯泰对现实的批判是为了建立地上的天国，这种重起炉灶的做法具有强烈的革命精神。正如斯坦纳指出的：托尔斯泰构建地上天国的努力其实是“极权主义乌托邦的神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因为对人性本善的怀疑，对建立人间天国的批判，长期被打入冷宫。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列宁才写了多篇文章来分析这面“俄国革命的镜子”，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置一词。俄裔美国文学研究者马克·斯洛宁（Marc Slonim）曾有文章专门论及苏联时期官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压制：比如故意抬高他的《罪与罚》，对后期更重要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则避而不谈。出版文集的时候也是尽量降低《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的印数。相较于此，托尔斯泰在苏联时期所获得的尊荣远远高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官方不但早早地出版了九十卷本百年纪念版文集（1928-1958），其史诗风格也得到了包括肖洛霍夫在内的诸多文学家的追随。
两位文学巨匠的最终结局
除了上述思想分歧外，晚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趋向于保守，不但写《群魔》来批评当时的虚无主义革命者，并且接连在声名不佳的《俄国导报》上发表小说，还担任保守派梅谢尔斯基公爵名下的《公民》杂志主编。原先沙皇专制的受害者居然反过来帮官方说话，这是那些头脑日趋激进的进步人士们无法忍受的。1880年普希金纪念碑在莫斯科落成，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组委会曾打算将“反动保守”的作家拒之门外。相形之下，托尔斯泰尽管贵为伯爵，却历来爱惜羽毛，尽量与官方保持距离。
1878年的那次偶遇，托尔斯泰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见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值得怀疑的。斯特拉霍夫之所以不去牵线，应该也是托尔斯泰的意思。否则，以斯特拉霍夫对托尔斯泰的尊崇，不至于做这么煞风景的事。此外，以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雄踞文坛数十年的时间，两人之间居然没有一封书信往来，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两人之间的隔阂吗？至于托尔斯泰后来遇到陀氏夫人时说：“从未见到您丈夫，我一直引以为憾。”“我多遗憾哪，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来说是一位可亲可爱的人……”这些话，应该也是场面上的客套。当着作家的遗孀，贵族出身的托尔斯泰怎么会直言不讳他对已故作家的不满呢？再者，昔人已没，说得再亲热一点又有什么呢？
“社会的良心”因其善良及正义感永远为社会所铭记，得到社会的感激；而“革命的先知”却常常因其对真理的直言不讳而处于无尽的孤独之中。从这个角度上看，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两条平行直线，注定无法交织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