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上的反叛：受阻碍的贸易通道以及中国的社会冲突，1650-1911
运河上的反叛：受阻碍的贸易通道以及中国的社会冲突，1650-1911
大运河的废弃如何影响了19世纪中国的社会动荡？一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研究通过262年的历史数据分析，揭示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对区域贸易和当地社会冲突的深远影响。
文献来源
Cao, Yiming, and Shuo Chen. 2022. 'Rebel on the Canal: Disrupted Trade Access and Social Conflict in China, 1650–1911.'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2 (5): 1555–90.
DOI: 10.1257/aer.20201283
Data and Code for: Rebel on the Canal: Rebel on the Canal: Disrupted Trade Access and Social Conflict in China, 1650-1911 (openicpsr.org)
摘要
这篇论文检验了中国大运河——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人工水道的荒废带来的影响——荒废的大运河成为了区域贸易通道的阻碍。使用包括575个县超过262年的原始数据，研究展现了运河的废弃是十九世纪华北社会动荡的一大原因。大运河废弃后，与不在其沿岸的县相比，大运河沿岸的县的叛乱发生率额外增加117%。这一发现强调了持续的通道在减少冲突方面对贸易路线的作用。
背景
大运河
1776千米长的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最古老人工水道。它位于中国的东北及中东部平原，北连北京，南至杭州。大运河最早的一部分建立于公元前五世纪，多个部分在隋朝（公元581-618年）整合进国家系统。大运河的规模在彼时是无与伦比的。1820年，超过一千二百六十万的居民生活在大运河穿过的六个省份中，这个数字是当时全世界人口的15%。
大运河的废弃
大运河在十九世纪逐渐被政府弃置。事件的触发点是1825年黄河洪暴之后，大运河与黄河断联。这就使得官府无法通过运河进行漕运。作为回应，官府在1826年发动了第一个试验，尝试近海运送漕粮。试验是成功的——它展现了海运的可操作性与高效。然而，改革者的持续推进海路的努力却激起了与运河漕运相关的既得利益者的抵抗。因此，大运河的运转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得以保存，官府也继续投资大运河，使其能够延续至少二十年。知道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官府才更新一步着手永久性的变革。大运河的官粮运输在1855年后停止了。也是自从那时起官府停止了对大运河的维护。结果是，大运河的许多部分变得如此堵塞，以至于它们在十九世纪晚期已经无法航行。官府在1901年正式宣布弃用大运河。
1826年的试验尽管是暂时的，但却是标志大运河命运的里程碑。试验成功后，海运在清朝第一次成为官粮运输的重要选项——无论什么时候需要，人们都可以通过海运运输。这意味着大运河运输全面关停近在咫尺，尽管这一事件因为既得利益者的反抗而被推迟。同时，大运河的条件开始变差，它的使用率也在下降。图2显示了通过大运河运输的官粮数量。
图2：以运输官粮衡量的运河使用程度
大量的实例研究表明，接下来的地区性社会混乱与大运河的关停有关。历史学家记载，在大运河关停后失去生计的失业工人们——尤其是那些直接参与漕运和商业活动的人，对晚清匪帮的形成与发展有显著性的影响，包括捻军、义和拳和上海青帮。
数据
叛乱
研究的主要因变量是每年每个县报道的叛乱数量，通过县的初始人口规模标准化。构建方法如下：首先，数出每年每个县报告的叛乱数量。这一信息来自《清实录》。然后，根据1600年（基准年）的人口规模对叛乱数量进行标准化。为了估计县层面1600年的人口数目，使用了从Liang (1980) 获取额外数据源。
处理强度
研究构建了四个处理强度的方法。基础分析采用基于地理上与大运河的邻近度的二进制测量。与大运河接界或包含了大运河的一部分的县被视为处理组；而远离大运河的那些县被考虑为控制组。基于县的边界和运河的河道的空间联系来分配数值。在样本中，575个县有73个被分配在处理组中（临近运河的县）。
为了更深入地分析，建立了三个强度度量。
控制变量
研究在以下方面进行控制以减轻遗漏变量偏误的顾虑。
地理：分析包括两个地理测量。首先将一个县的土地规模纳入计算（数据来自哈佛燕京学堂和复旦历史地理研究所，2007）。其次是Nuun和Puga（2012）建议的地形粗糙指数。
人口：采用1600年起始人口密度作为人口的控制变量。根据Cao(2001)和Liang（1980）构建变量。
气候：考虑将气候冲击(climate shocks)视作叛乱的另一导火索。使用来自两个独立资源的信息。一个是由Mann和其他人（2009）基于1209个地质代理记录对过去1500多年前的5×5亩地再构建历史气温。另一测量气候冲击的方法是记录历史上的极端干旱和洪涝的出现情况，数据来自，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1981）并由Chen和Kung(2016)电子化。
农业：考虑社会冲突受制于农业生产力。研究传统和“新世界”农作物的影响。对于传统作物来说，把水稻和小麦——两种样本范围内的主要农作物的适应性指数包含在研究中。对于“新世界”作物来说，将两种在中国种植时间最久的作物——玉米和红薯纳入考量范围。
实证数据和结果
这一节将估计大运河的废弃对叛乱的影响。采用双重差分法，并且使得识别假设有效。展示二元处理效应的基准估计。将分析拓展，以允许处理强度的更大变化。
图3：大运河废弃前后叛乱的空间分布
实证策略
采用标准的双重差分法。比较距离遥远的县和运河经过的县，县域内反叛频率的相对变化。详细模型如下：
基准估计
表3：运河关停和叛乱：基准估计
将从等式（1）得到的基准估计展现至表3，这里因变量是被人口标准化了的叛乱频率，计算为反双曲正弦函数的值。
机制讨论
政府镇压能力
运河的废弃可以导致更多叛乱的可能通道是唤醒政府的镇压能力（努力），毕竟大运河已经不再重要。当叛乱成功的可能性提高时，这一变化可以鼓励更多的叛乱。评估这一机制的理想方法是直接检验镇压能力是否随着运河关停而下降。鉴于无法直接评估这一理想机制，采用两个相对间接的方法来结构政府镇压能力的潜在角色。一是探索在大运河关停前政治控制重要性的额外变化；二是用两个衡量现存的叛乱军的军事行为的安慰剂检验结果来衡量。
研究发现，与国家能力下降的解读不同，没有发现运河所在县被攻击。相反，这一影响是负面的，并且显著性水平为5%。这一负的效应意味着改革后占据一个运河所在县的报酬在下降。没有发现关于运河所在县是叛乱的庇护所的证据。总的来说，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在运河所在县的政府镇压能力的潜在下降是改革后叛乱增加的主要原因。
贸易通道
给出三个额外证据来支持贸易通道消失的解释。第一个证据与运河县/非运河县的市镇的发展直接相关。结果显示，运河的关停显著性地阻碍了十九世纪沿运河的市镇的发展，直接表明了改革对地区贸易的破坏性效应。第二个是检验是否存在其他的贸易通道，能够帮助缓解运河关停的不稳定效应。发现，如果一个运河所在县有其他的通道，对叛乱数量就会有一个5%显著性水平的缓解效应。最后，检验运河在减轻面对气候冲击的冲突风险的角色，一个贸易通常会扮演的角色。(Burgess and Donaldson 2010) 证据显示，尽管大多数作用是间接的，运河的关停可能对于接下来的叛乱有重要贡献，主要通过破坏贸易通道——曾经大运河激发了它的活力——来进行。
总之，观察到的模式与大运河关停破坏邻近市场的古老贸易通道的故事最为一致，它导致了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愈来愈多的叛乱。尽管没有任何一些证据本身是足够具有总结性的，总体上它们呈现了这样一个模式，它暗示着贸易通道作为一个渠道随着大运河的关停带来的损失使得社会不稳定。
结论
清代的社会冲突
在这篇文章中，检查了中国大运河的关停和接踵而来的十九世纪华北社会动荡的联系。使用超过262年包括575个县的数据集，为沿大运河的县在大运河关停后比不沿大运河的县有更频繁的叛乱展示了似乎合理的因果证据。此外，发现这些因果效应主要是由地理上和经济上依赖大运河的良好运转的县驱动的。强调持续的贸易通道对促进和平的重要影响——一个经典观点但很少是因果情境下直接的统计检验的主题。虽然关注允许可能的因果解释的历史情境，本次研究的意义与可能的当代政策制定有关，特别是身处一个人们对全球贸易整合产生冲击的时代。也全新地为十九世纪华北的慢性社会失序——中国历史上以一系列著名的动荡事件，包括捻军、义和拳和青帮为特色的重要时间节点。强调社会经济机会作为推动折磨中国王朝末期持续性的起义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