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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祠明碑:纪颂先贤,追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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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祠明碑:纪颂先贤,追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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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祠内的碑刻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明代张时彻所撰的《诸葛武侯祠堂碑记》尤为珍贵。这块立于明嘉靖二十六年的碑刻,不仅记录了武侯祠的历史沿革,更体现了明代社会对刘备、诸葛亮这对明君良臣的尊崇。

武侯祠内碑刻众多,是祠中重要的文物遗存,除被誉为“三绝碑”的唐裴度所撰《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外,明代张时彻的《诸葛武侯祠堂碑记》碑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此碑不仅是武侯祠内为数不多的明代碑刻,为研究明代武侯祠的面貌提供了信息,更记录了武侯祠的历史渊源及发展,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明《诸葛武侯祠堂碑记》碑(简称“明碑”)刻立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撰文者为张时彻,书者不详,成都府同知高登立石。明碑现立于武侯祠大门至二门之间西侧的碑亭内,由长方形碑身和赑屃碑座组成,碑身通高288厘米、宽137厘米、厚20厘米。碑刻为楷书,全文包括正文和款识,共24行,每行22~61字不等,全碑应为1169字,实存1150字。正文内容包括序文和诗两部分,第18行“辞曰”之前为序文,“辞曰”之后为七言排律。碑刻表面残存着拓碑时留下的墨痕,碑阴和碑侧无文字,全碑无题跋。


明《诸葛武侯祠堂碑记》碑拓片
(来源: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官网)

张时彻(1500—1577年),字维静,号东沙,又号九一,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张时彻“文”“政”兼具,既是明嘉靖年间名臣,历任江西按察副使、督学政,临清兵备副使,四川巡抚,南京兵部尚书等;又为文坛名流,一生创作颇丰,著有《明文范》《善行录》《东沙史论》等,并曾主编《宁波府志》《定海县志》等地方志。

嘉靖二十五年,张时彻担任右副都御使巡抚来到四川,成功惩办蜀王放纵所属官员贩卖私盐私茶牟取暴利一案,并身体力行带头赈灾救济,缓解四川饥荒,受到蜀地民众的拥戴和尊敬。嘉靖二十六年四月,在平定白草番(居于四川松潘、茂州交界处的白草坝藏民)叛乱时,他参照诸葛亮破曹兵法,战胜了叛军。八月,张时彻依照惯例拜谒武侯祠,见祠庙破败不堪,遂下令维修,并亲自撰写碑文。

在序文中,张时彻历数武侯祠的兴废沿革,阐述在明代成为君臣合祀祠庙,又转载宋代任渊《重修先主庙记》中关于宋代武侯祠及汉昭烈庙的记载,弥补了武侯祠缺少史籍记载的不足。还驳斥了昭烈庙原是祭祀诸葛亮的庙宇的说法,对刘谌哭祖庙的地点等疑点进行了解释。

同时,追溯历数刘备的奋斗历程,对其丰功伟绩赞赏不已。碑文叙述刘备从小就有过人之处,成年后善于交际,天下英雄豪杰皆追随他。此后刘备“取荆定益,北收汉中”,继承汉制,立国西南。他开诚布公,彰义执信,风范几乎已经达到“王者之师”的境界。


刘备塑像(武侯祠信息中心提供)

张时彻还在文中感叹,刘备、诸葛亮等人短祚而死,未能实现孜孜以求的理想。且后继者安于现状,耽于享乐,致使后世有人以曹魏为尊,蜀汉为寇,并把孙吴也置于蜀汉之前,令仁人志士扼腕叹息。刘备等人坚守信义,德政、德风得到广大有识之士的认同,因此张时彻一再强调蜀汉政权才是三国中的正统。

明碑内容虽以记载刘备生平及庙宇的历史沿革为主,但仍命名为《诸葛武侯祠堂碑记》,可见诸葛亮在张时彻及世人心目中崇高的地位。全碑歌颂刘备、诸葛亮这对明君良臣的千古典范,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反映出随着儒家伦理学说的深化和发展,坚持正统的刘备、诸葛亮等人,因言行合乎儒家伦理道德要求而得到明代社会的普遍认同。

明碑刻成后,一直立于庙大门西侧,据清潘时彤《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二《陵庙·金石》载“《新修诸葛忠武侯祠堂碑记》,在庙大门内西偏,明四川巡抚鄞县张时彻撰,未详何人书。嘉靖二十六年立。”可知清初重建武侯祠后,位置也未再变动。

如今,人们来到武侯祠,驻足明碑前,不仅折服于其文采斐然,更透过字里行间一览张时彻的历史功绩,感受武侯祠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参考:成都市武侯祠博物馆官网;《明嘉靖<诸葛武侯祠堂碑记>释读》,作者卫永锋;《武侯祠碑刻之沿革与现状》(一),作者李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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