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教授:毫无疑问，莫言就是在忠诚地记录一个时代的历史
易中天教授:毫无疑问，莫言就是在忠诚地记录一个时代的历史
《红高粱》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通过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展现了独特的文学魅力。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这部作品，探讨其创作背景、主题、人物塑造以及改编成电影后的变化。
小说《红高粱》的时代背景设定在抗日战争时期，然而，从作品所传达的精神内核来看，它与传统的军事小说存在着天壤之别。
传统的军事小说往往侧重于对战争场面的宏大描绘、战略决策的智谋较量等元素的深入刻画。而在小说《红高粱》中，尽管战争如同一根红线贯穿全文的各个情节，但对战争的描写更多地是为了烘托出故事发生的特定时代背景，其主要目的并非单纯展现战争的残酷与英勇，而是通过战争的背景来聚焦人的本能行为和那些深藏于心的原始记忆，进而深刻理解人的生存状态与行为环境之间的微妙关系。
小说以军事题材为依托，却将笔触深入到了对人的生存本能的深刻解剖之中。
这种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注，与莫言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人们的生存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种日益异化的生存环境中，人们往往感到内心的空虚与精神的颓废。正如莫言在小说中深情而又无奈地写到的那样：“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种的退化。”
正是基于对这种社会现状的深刻感悟，八十年代中期，文学界掀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纷纷探讨作品中人的基本生存环境、生命的自由状态以及人性的深度挖掘，并因此带来了价值取向的深刻转变。
莫言也明显受到了这股“寻根”热潮的深远影响，在创作中自觉地将“寻根”意识转化为一种实践探索和主动追求。面对民间的日常生活和曾经的民族生存斗争，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个人情怀的渺小，对崇高感的强烈诉求油然而生，这如同一股清泉洗涤着他的心灵。
于是，莫言将视野转向了那片蛮荒而又生动的乡野民生之中，去探索民族精神的本源，最终铸就了《红高粱》这一文学巨著的问世。
无论是小说文本还是影视文本，它们都必然有着自己想要表达的核心主题。以文字为媒介的小说文本往往蕴含着丰富深刻的内涵、复杂多变的故事背景设定，而且读者不受时间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反复进行阅读品味。
因此，优秀的小说文本通常包含多个耐人寻味、引人深思的主题。相比之下，电影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银幕上播放的电影无法让观众自己操纵开始和结束，无法进行暂停、回放等干预操作。
为了让观众在观赏时能够比较容易地实现对电影的总体把握和理解，改编者不得不对原著小说文本的主题做出精心的选择和取舍。张艺谋对此就有着清晰的认识：“鉴于电影是一次性的观赏性艺术，我们的《红高粱》也是只准备让人看一遍的电影。它并没有想负载很深的哲理思考，只希望寻求与普通人最本质的情感沟通。”因此，他在改编过程中只选取了自己最心仪的部分进行精心的改编和呈现。
对于与电影同样采用视听语言来叙事的电视剧来说，它通常更多地被作为一种娱乐和消遣的选择。这种艺术文本的收视人群比电影更加广泛和多元。
莫言的作品《红高粱》在创作过程中，巧妙地运用了丰富的色彩词汇进行生动的描绘，其使用状况大致如下：
莫言对“红”这个色彩元素有着绝对的偏爱。在《红高粱》这部作品中，“红”成为了他着力渲染和描写的核心色泽，这一点从作品的标题《红高粱》中便可见一斑。作者选择“红”作为自己作品的标题，足以彰显出莫言本人对红色情感的深厚与浓烈。而“红色”这个词，本身就蕴含着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在《红高粱》中，莫言将红色作为主要色调进行描绘的色彩词运用得淋漓尽致，多达63处。在他的笔下，高粱地染上了红色，生命与血性都以红色作为主色调。红衣、红树林、红色的高粱、红蜡烛、红眼珠、红高粱酒，甚至连天空照射的阳光也被赋予了红色的光辉。
在《红高粱》中，莫言习惯用鲜艳的色彩去塑造环境的氛围。他主要采用艳色与亮色作为基调，如红色、绿色、蓝色、橙色等，而暗色的使用则相对较少。莫言的着色手法大胆而夸张，他用强烈的色彩为寻常的景物增添了绚丽的光彩，让人们能够从他的文学世界中感受到蓬勃而富有朝气的生命力。
例如，他通过“我奶奶在秋千架旁与一些尖足长辫的大闺女耍笑游戏，那天是清明节，桃红柳绿，细雨霏霏，人面桃花”的描写，生动地展现了和亲人生活在一起的幸福生活。而“红成汪洋的血海”则用来表现“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中如火如荼的爱情和人生。
作家莫言十分偏爱色彩对比，他通过让想要表达的色彩变得更加突出，进而更深刻地刺激观众的感官，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例如，他通过“身体上面涂满了暗红色牛油，并且在夜晚之下借着冷冰冰的月光散发暗淡的光泽，心砰砰的跳动”的描写，用冷与热、亮与暗的色彩对比，表现出压抑与欲望的抗争。
在小说和文本中，性格塑造主要通过直接定义和间接呈现两种方式实现。前者指的是用文本直接塑造人物性格，后者则通过动作、话语、外部相貌、环境描写等来阐释人物性格。《红高粱家族》主要采用了两者结合的方式。而在电影中塑造人物的方式，则主要依靠间接呈现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将按照原著与电影作品中同一人物（同一原型人物）对比的方式，来研究在叙事学范畴内从小说到电影中，人物的形象和性格是如何被重塑的。这将是一个充满探索与发现的旅程，让我们一同期待。
余占鳌：在原著中，余占鳌的形象更接近于一个“酒神式”的义气土匪，他肆意妄为，杀人越货，强抢人妻，浑身散发着旺盛的生命力，欲望与野心并存。他无视世间规则，却也是一名抗日英雄，自发带队反抗侵略，展现出强烈的抗争和反叛意识。然而，他拒绝任何政治势力的收编，缺乏政治思考，没有功利心，仍然停留在“水浒式”的草莽英雄阶段。他拥有强健的体魄和强大的精神力量，狂放自由，但也有着农民式的先天缺陷——好酒色，不仅娶二房，甚至与女人动手。
相比之下，电影中的余占鳌形象更加正面、积极。他同样毫无拘束，性格狂放，但电影中更多地选取了他“酒后狂言”、“酒后同房”和“酒篓里撒尿”等情节来表现其性格。
而他的刚烈性格和民族主义精神，以及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特点，则是通过最后一场高粱地里的伏击战来展现的。电影中的叙事方式更加集中地表现了余占鳌的性格。
电影中常常利用仪式化的行为来强化人物性格。余占鳌令豆官在酒中撒尿这一行动是电影原创的情节，它与余占鳌之前的行为相呼应，象征着一种传承，在电影艺术的表达中形成一个完整的意象轮回。
戴凤莲（原著为戴秀莲）：在原著中，奶奶戴秀莲聪明貌美，年轻风流，浑身散发着旺盛的生命力。小说家莫言在书中对戴秀莲的评价“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几乎概括了她一生的性格特点和命运。
她个性独立，大胆泼辣，不到二十岁在挺着大肚子的时候就敢于与土匪花脖子作斗争；她蔑视伦理，无畏强权，在得知贪财的父亲将她与土匪“私通”的秘密告诉县长后，毅然与父亲决裂；
她工于心计，在短时间内就勘破了曹梦九和他妻子的弱点和要害，最后化危机于无形，甚至做了县长的干女儿；她深谋远虑，在单家父子死后，以一人之力承担起了酒铺生意，领导一众伙计，以及劝服余占鳌枪毙余大牙。最难得的是，她心中有民族大义，能在关键的时刻帮助余占鳌处理与其他政治势力的关系，并辅助他对抗日军。
电影中，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奶奶相关的情节和性格特征。只是出于篇幅长度的关系，省去了奶奶与曹梦九夫妇之间的关系，砍掉了“因婢女恋儿争风吃醋”、“枪毙余大牙”等支线情节。但电影留下的情节也基本可以将奶奶的形象完全立住。
齐鲁大地这片土地具有天然的传奇色彩。早于莫言几百年前，他的故乡就生长着讲着神魔故事的蒲松龄。在蒲松龄的世界中，万物都是相联系的：过去和未来、虚幻与现实、生与死、仙与魔、人与鬼狐。莫言小时候也被类似的故事氛围所萦绕，那些神神怪怪的故事来自他的爷爷、大爷爷以及村里出现的各路神仙。这些古怪神奇的故事都被成年后的莫言写进了自己的小说中，如铺天盖地的红蝗、长着蹼的祖先、半人半妖的鸟仙等。
很多作家都在这块土地上孕育而生，莫言就是其中之一。齐鲁大地传奇的文化气息渗透到莫言的血液中去。难怪阿诚要感慨地说莫言：“说和写鬼怪，当代中国一绝……我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大才。”再往前推几百年，故事中的宋江带领英雄好汉盘踞在梁山，在这里杀人放火、打家劫舍。
莫言自己也曾谈到过齐鲁大地是一个强盗与圣人同出的地方。他笔下的英雄人物都颇带有梁山好汉的形象，他们同样粗鲁率真，也同样如野草一般顽强。
莫言所创造的文学王国地处高密东北乡，具有边缘性、非中心性。同时，齐鲁大地是汉儒文化的发源地，是一个具有天然的苦难、丰厚历史的悲情世界，因而会让人联想到民间。莫言对于民间写作有自己的立场，他认为“真正的民间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写作。”
易中天感叹:“毫无疑问，莫言就是在忠诚地记录一个民族的历史！”
基于这种写作思维，莫言能把正统历史放在包容性更强的民间来进行写作，用百姓的视野来真实、全面、透彻地洞悉民间历史。民间意味着精华与糟粕共存，莫言在创作中用美丑共存的民间世界解构了以审美为主的文学世界。”
莫言作品的内容多来源于他对于民间的想象，他用作品来“反映人类的某种生存状态，哪怕是地球上过去和现在从来没有人那样生存过”的状态。也就是说，莫言小说中的人物的生存状态是作家渴望的生存状态，是他想象过去先辈们可能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说是未来子孙后代会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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