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记京师法源寺轶事

钩沉︱记京师法源寺轶事

法源寺是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老寺庙，至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历史。从唐代建立至今，历经多次战乱和修缮，寺内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物和历史遗迹，是中国古代建筑和佛教文化的重要遗产。本文将为您详细介绍这座千年古刹的历史变迁、文物遗存及其背后的人文故事。

法源寺山门（阿遥 摄）

法源寺的历史和文物遗存

在宣武门外教子胡同南口东侧，有一座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老寺庙——法源寺，至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了。

法源寺，原名悯忠寺。史书记载，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远征高丽，为了悼念和安抚阵亡将士，曾诏令在当时的唐幽州镇城内东南隅立寺，但当时未能实现。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追感先帝遗愿建成寺院，赐名“悯忠寺”。安史之乱时，一度改名为“顺天寺”。

天宝十四年（755年）和至德二年（757年），安禄山、史思明分别在寺内东西两侧各建一座砖塔，现塔已无存，仅存史思明《无垢净光宝塔颂》的塔铭，这是寺内最早的石刻之一，是研究安史之乱历史的实物佐证。

安史之乱前，史思明是安禄山的左膀右臂。为了支持安禄山叛唐，史思明请来当时的书法名家苏灵芝，令其镌刻一通歌颂安禄山的石碑。叛乱失败后，史思明投降唐朝，磨平石碑重刻，称宝塔为唐肃宗李亨所建。此碑刻现存于法源寺悯忠阁内，碑石虽已沧桑无比，但仍依稀可见“至德二载十月十五日建”、“参军苏灵芝书”以及“御史大夫史思明”字迹。其中“大唐”、“范阳郡”、“史思明”等字与其他字深浅不一，显见当年被磨平凿毁的痕迹。

唐中和二年（882年）寺毁于大火，景福年间重新修建。辽道宗清宁三年（1057年）幽州城地震，悯忠寺再次受灾，随后奉诏修复。辽咸雍六年（1070年）在寺名前加“大”字，称为“大悯忠寺”。宋代靖康之变，宋钦宗赵桓被金兵掳至燕京，曾被拘押于寺内，此时称为“悯忠祠”。金代中期的大定十三年（1173年），这里曾作过测试女真进士的考场。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宋遗臣谢枋得被囚于此寺绝食而亡。明代正统二年（1437年），寺僧相瑢进行修葺，改名“崇福寺”。清代雍正十二年（1734年），寺僧性质再次修建，并请南京宝华山僧人文海、法聚至京传戒，赐额“法源寺”，并改为律宗寺院。

法源寺建筑采用中轴对称的格局，由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悯忠阁、毗卢殿、观音殿、藏经楼和东西廊庑等部分组成。其主要建筑均设置在高大的台基上，规模宏大，结构严谨。

山门外有影壁，门口双狮对峙，走进山门便是一个长方形封闭式的院落，院中有苍松翠柏，古树参天，两侧有钟、鼓二楼。正面是天王殿，殿前立一清代铁炉及乾隆年间的一对铜狮。殿内正中供奉弥勒坐像，背后为护法菩萨韦驮像。左右两侧铜铸四大天王，姿态勇武，神圣威严。

天王殿（阿遥 摄）

护法韦驮

大雄宝殿是法源寺的主体建筑，坐落在一个宽敞的凸字形高台上，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歇山顶，盖以青灰色筒瓦，脊饰吻兽，雕梁画栋，精美绝伦。殿内正面供奉毗卢遮那佛，左右两侧供文殊、普贤菩萨立像，合称“华严三圣”。两厢陈列着十八罗汉。门内大额枋悬挂乾隆御题“法海真源”匾额，提示着法源寺名称的内涵。大殿内现存一对雕花柱础，据考证是唐代遗存，至迟不晚于辽代。殿内左右摆放钟、鼓各一，乃明代嘉靖年间内宫监所造。

大雄宝殿月台下东西两侧，立有明、清两代石碑，甬路中间放置一座大明嘉靖三年（1524年）铸造的铁质焚香炉。

大雄宝殿及明嘉靖年间的铁焚香炉

大雄宝殿内乾隆御题“法海真源”匾额

塔式雕花石焚香炉

悯忠阁原名观音阁，在大雄宝殿后。最初为唐景福二年（893年）唐幽州节度使李匡威重修时建造的三层殿阁，供奉观音像。辽天禄四年（950年）阁毁，至应历五年（955年）又在原址重建，只是矮了一层，后人称之为悯忠台。现在所见悯忠台的建制，可能是明代中叶所修。阁前放置一座雕花石焚香炉。

悯忠阁（阿遥 摄）

悯忠阁内，保存有寺内原藏历代石刻、经幢等。其中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张不矜撰、苏灵芝书《无垢净光宝塔颂》、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年）《唐悯忠寺重藏舍利记》和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礼部令史题名记》、辽《燕京大悯忠寺菩萨地宫舍利函记》等最为重要。另外，山墙外壁还嵌有清翁方纲复制的唐李北海《云麾将军碑》残柱础、《法源八咏》、《心经》等刻石。

在东跨院西侧封闭式廊庑内，北墙下立有一通翻刻的唐李邕《云麾将军碑》，东墙壁镶嵌唐吴道子《观音画像》刻石，以及1979年重修法源寺时于地下新发现的唐永徽元年（650年）石雕佛像等，都是研究寺史的珍贵的实物资料。

清翁方纲摹唐李邕《云麾将军碑残石》

悯忠阁两侧山墙部分刻石

从悯忠阁至毗卢殿（早期称净业堂）中间的甬路上，放置一巨大的青石钵，双层石座，周身雕刻海水云龙、八宝等花纹，镌刻精致，当为清代制品。毗卢殿前廊两侧，放置着明代万历年间达摩渡江画像刻石和童子拜观音画像刻石。

清海水龙纹青石钵（阿遥 摄）

达摩渡江画像石

童子拜观音画像石

毗卢殿内中央，供奉着一座通高4.58米的铜铸五方佛。这是一尊密宗造像，分三层铸造，顶部是毗卢遮那佛，中层是东、西、南、北四方佛，下层是千佛围绕的莲花宝座。石雕须弥座是平面呈“亚”字形的坛城造型，四面镌刻力士金刚、云龙海水。造像庄严精美，十分难得。

毗卢殿外景

毗卢殿内五方佛（阿遥 摄）

毗卢殿后一处较小的殿堂，是为观音殿。殿中正面悬挂康熙御笔“存诚”匾额。殿内供奉和陈列着准提观音、送子观音、骑吼观音、十一面千手观音、绿度母等七尊明、清观音像。

观音殿内景

最后一进院落的北端是寺内最高的建筑藏经楼，分上下两层，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东西两侧建有“刀把形”小楼，扶廊把小楼和藏经楼连为一体。阁前的古老银杏、海棠绿荫满院，更显得这座古刹幽静清逸。

藏经楼（阿遥 摄）

藏经楼内木胎金漆卧佛（源自网络）

与法源寺的因缘

上世纪70年代，作者就与法源寺结下了不解之缘。70年代初，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元代白话圣旨碑和大元福寿兴元观碑，考古队经研究决定，移至法源寺收藏，现安置在前院东侧，并得到妥善保护。

元代白话圣旨碑

元代大元福寿兴元观碑

70年代中期，曾在中国佛教协会工作的收藏家、文物鉴定专家周绍良居士和黄炳章先生，在法源寺后院东厢房筹备佛教图书文物馆期间，曾邀请作者和吴元真先生协助整理捶拓馆内所藏的小件佛像石刻及零散文物。同时，法源寺内所藏石刻、碑石等有50余件之多，也需要捶拓。如此工作量，短期内靠一两个人是完不成任务的。后经双方单位协商，吴元真负责召集所在单位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所有人自愿参加，利用业余时间来法源寺拓碑。除了帮助法源寺拓出一套完整的资料，其余的放在法源寺流通处销售，所盈利润按人头出勤天数计算分给员工，真正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也算是给大家谋些福利。虽然每个人的报酬不同，但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既提高了拓碑技术，也改善了生活质量。那时候大多在每年的五一、十一假期内组织两次，男女老少齐上阵。会拓的多拓，不会拓的打下手，负责打水擦洗石碑、洗扑子布等，干些力所能及的事。

1977年6月，齐心、刘精义先生发掘北京房山北郑村辽代塔基，在地宫内出土一批珍贵文物，其中陶幢和陶塔等残陶片移交给了法源寺。看到这些碎陶片，黄炳章先生犯愁了，找到吴元真和作者商量准备修复这两件文物，并在法源寺展览。因为都有手头的工作，答应利用业余时间将其修好复原。此后，利用周六的下午和星期天，到法源寺的藏经楼修复粘对陶片并补石膏。大约用了将近两个月的八个星期天的时间将其修好。两件器物均高1.70米左右。

一切工作准备就绪，这天，由法源寺知客能行长老带领几位僧人，帮助修复陶塔。组装的时候万万没想到的是，塔底下覆盆式基座只做了粘接，没有加固。把基座放在展台上，再把塔身分三层逐层安装好，最后装上塔顶，一切稳妥。就在抬起展柜玻璃罩向下放的时候，突然塔底基座坍塌，上面的陶塔身顷刻倒在玻璃罩上。大家一下子慌了神儿，不知所措。不约而同地喊：“都不要动，慢慢往下撤玻璃罩！”与此同时，两个人在玻璃罩下扶住倾斜的陶塔。时间好像定了格，周围鸦雀无声，只有能行长老双手合十，嘴里不停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扶着塔身，其他人把玻璃罩慢慢撤下来，再过来慢慢地把塔顶、塔身逐层搬下来。一场虚惊，好在没把玻璃罩砸碎伤着人。那天，外面下着大雨。

经此失败后，吸取教训，将塔基底座和经幢底座重新加固灌满石膏，第二个星期，再到法源寺将其顺利安装好，放进玻璃展柜内展示出来。这件陶质经幢是北京首次发现，距今已有一千余年，是研究经幢发展史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法源寺拓碑、工作期间，记忆最深的莫过于与能行长老的交往。长老对工作的支持关爱有加，成为认识的佛家挚友。每到法源寺，必到长老僧房一叙，听长老讲经布道，解惑答疑。能行长老是“文革”后最早回法源寺的高僧之一，对恢复寺院起了重要作用。认识他的时候，长老是法源寺的知客，后来担任了监院。

之后的几年，虽然没有再到法源寺工作，但每次到南城，都尽可能抽出时间去寺院看望能行长老。特别是90年代中期，在右安门外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整理《北京龙泉务窑址发掘报告》时，去法源寺看望长老的机会就更多了。有时候赶上一些皈依佛门的善男信女在客堂坐在毡垫上听他讲经说法，长老说得口干舌燥，看着真叫人敬佩。

1998年夏作者与能行长老合影

2018年春天，有朋友说要去法源寺看丁香，忽然想起很久没有能行长老的消息了，于是托朋友代为打问。得到的信息让人很是意外，能行长老前几年突发中风病倒了，已经转到山东博山一座寺院休养。2018年底，听说能行长老在博山圆寂了，法源寺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思法会。

说起法源寺的点点滴滴，就不由得忆起尊敬的能行长老。补写下这段特殊的因缘，在此略表纪念吧！

（插图除署名均为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