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随编钟乐舞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曾随编钟乐舞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近日，随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了《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其中，随州市博物馆申报的“曾随编钟乐舞”入选该名录的传统舞蹈单元。下一步，“曾随编钟乐舞”将积极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扎实做好随州编钟乐舞的系统性保护工作。
历史渊源
曾随编钟乐舞源于周王室的礼乐文化。它起源于商周之前，于周代至为发达，时称“鼓钟”。《诗经·小雅·谷风之什·鼓钟》云：“鼓钟将将，淮水汤汤，忧心且伤。淑人君子，怀允不忘”。诗写“淮水汤汤”，随乃淮水源头，故曾随礼乐文化亦可称“鼓钟”。其承续诗经时代之“鼓钟”，因礼而生，以乐而传，礼之与乐，互为表里，源远流长，传之于今，乃有当今随州人表达其宇宙人生的艺术把握方式。
基本内容
曾国的乐舞文化属于巫舞或傩舞的范畴。“曾”于南地立国，深受南地信鬼神的巫俗影响，曾侯乙墓内棺上的漆画记录反映了这一点。其制作精良的内棺内壁遍髹朱漆，外表先抹有0.2—0.4厘米的漆灰泥，反复打磨平滑后，遍髹一层黑地漆，黑地上涂一层红漆。其上用黑、金等色绘成图案。每个图案都是一种文化语言。
以上图案，除门窗以及两侧壁板下部均由龙蛇组成勾连纹外，其余多数由龙等各种动物形象组成，所绘的动物多达845只，包括各种龙549条、蛇204条、鸟110只、鸟首形兽24个、鹿2只、凤2个、有足鼠状动物2只，还有人面神像4个、神兽武士20个。这些画面烘托了曾国乐舞文化的神秘气氛。它们重回历史记忆以来，国内外的一些研究者联系历史文献对其中一些内容的寓意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如认为两侧格子门旁所绘执戟神兽武士是“土伯”或“羽人”或“方相氏”；人面龙身者是伏羲、女娲；有翼之人是“应龙”。足裆所绘羽毛华丽的鸟被认为是象征吉祥的五彩凤凰等等。这些研究可以继续讨论，但上图的整体形象，因为持有乐舞之器，故当是一幅辟邪降鬼之巫舞图，或者傩舞图。
古人所谓之“傩舞”，实即驱除邪鬼的活动。云梦秦简《日书·诘咎》第865 号反面记载:“人若鸟兽及六畜恒行入宫，是上神（天上之神）好下乐，入男女未入（即少男少女），击鼓奋铎澡之，则（鬼）不来矣。”这里讲的驱除邪鬼之傩，离不开“方相氏”。“相”，原本指一种乐器，被认为是一个“上神”，其性好下方之乐。“方”者开始之义。方相氏即奏乐时率先击“相”的首席乐官，相当于现代乐队指挥。古人之逐鬼，鼓乐齐舞并作，性好下方之乐的“上神”，很自然地被认为是这场综合演出的总指挥官，他就是在指挥中达到颠狂状态的“方相氏”。曾侯乙墓内棺两侧壁上的20个持戟神兽武土与文献中的“方相氏”颇为契合。根据《周礼·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壙，以戈击四隅，驱方良（魍魉）”。“索室驱疫”的精神境界就是“颠狂”，故《周礼》称“方相氏”为“狂夫”。但此“狂夫”“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也就是以“代面”扮其本来面貌。在送葬行列中，有头蒙兽皮，脸戴面具，身着玄衣朱裳，手执舞器，唱轮歌、跳傩舞、护送灵柩赴墓地，到达墓地后还要举行仪式，巫者还要到墓坑内，戈击四隅，驱除邪鬼，然后才下葬。这个送葬程序，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巫舞活动过程，其中包含了宗教、巫术因素，更包含娱乐因素，尤其是其中的代面而舞，构成了包括随州在内中国戏曲的考古学源头，今天随地音乐、民歌与戏曲滥觞于此。
曾国乐舞在不同的划分标准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果以乐器的配置为标准，那么曾国的乐舞活动则可能划分为表演风格与方法不同的两支乐舞团队。曾侯乙墓的乐舞器与乐舞演员配置显示，在曾国的宫廷中存在着两支性质不同的乐队，它们各有其不同的表演风格与方法。出自中室的钟、磬、鼓、瑟、琴、笙、箫、篪115件乐器配置，是严格按照礼制规定来编组与演奏的；东室的10件乐器配置，组成的乐队是为以自娱、互娱为目的的“寝官乐队”，主奏房中乐。
如果以使用的乐舞器为标准，那么曾国的乐舞形式更是丰富多彩，如形制较小的排箫、篪、笙可边吹边舞；而形似桶，中部微鼓，体小的手鼓可一手握柄，一手敲击起舞。6件钟槌、2件磬槌、2件钟棒既是乐器演奏工具，也可用于乐舞演奏工具。它们都可以边击边舞。最为典型的是同墓出土的鸳鸯形盒腹部两侧所绘的“撞钟起舞图”和“击鼓舞蹈图”，它们构成了曾国的曾国典型乐舞形式。
“钟舞”
撞钟起舞属于“钟舞”，其图如下：
在上面的“撞钟起舞图”中，有编钟，也有一位头戴羽冠，手持长棒的化装舞者。这位舞者正在持棒撞钟起舞。他不是舞者并不是单纯地撞钟，而是边撞边舞，这里有歌声，有音乐，也有舞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钟舞系统。就现有考古资料分析，这个系统包括单面单层、单面双层、双面单层、双面双层多种结构形式。单面单层如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二号楚墓，湖北江陵天星碗一号楚墓、枣阳九连墩二号墓，四川涪陵小田溪巴人贵族墓所出编钟，均为单组钮钟，计9-14件一组不等,采用此类结构简单、规模较小的钟架。单面双层的结构如春秋晚期的王孙浩编钟，春秋中期前段吕王之孙钟、战国时期枣阳九连墩一号墓编钟等等。王孙诰编钟为甬钟，大型钟一组8件悬于下层，中小型钟分两组各9件悬于上层。吕王之孙编钟是钮钟和镈钟的组合，钮钟一组9件在上，镈钟一组8件在下。九连墩一号墓编钟是钮钟和甬钟的组合，钮钟两组各在11件在上，甬钟两组各6件在下，此合于《庄子·山木》所记“主下之悬”。双面单层结构，如河南固始宋景公之妹句敔夫人墓所出鄱子成周镈钟，8件镈钟分两组悬于曲尺形的单层架上，短梁悬2件较大者，长梁悬6件较小者。双面双层结构。目前未见钟架实物，但从钟的摆放形式可知如此。安徽寿县蔡昭侯墓编钟、随州擂鼓墩二号墓编钟属于此类，此可能与《左传·成公二年》所云卫君悬制“曲基”相关。曾侯乙编钟出土时，沿中室南壁和西壁呈曲尺形立架陈放。钟架为双面三层结构，主立面朝向东室，按中层横梁计，距东壁 960、西壁 440、南壁 194、北壁330厘米。全套编钟包括钟架1副、钟65件、挂钟构件65副、演奏工具8件。钟与架均保存完好，仅个别挂件和部分演奏工具略有残断。
“鼓舞”
鼓是人类最早、最普遍使用的乐器，其。曾国乐鼓形态丰富，仅曾侯乙墓就出土4件。中室3件(C.67,C.77、C.62)，东室1件(E.12)，其为木腔双面皮，但形制有别。出土时腔体尚在，鼓皮已腐烂无存。一是建鼓(C.77)，一架由长木柱直贯并插树于青铜鼓座上的大鼓，分鼓腔、鼓座两部分。二是有柄鼓(CT)。形似桶，中部微鼓，体较小。长2。38、腔口外径24、腹外径23厘米、腹口壁厚1。2、腹壁厚2.0厘米。腹腔中要有一柄榫入腔板，腔内用一竹钉将斯插栓固定，木柄侧视木柄若葫芦形，上刻弦纹，柄长8.5、柄首长3.5、宽5。3、厚2。8厘米。鼓腔两端周沿固定鼓皮长4厘米，皮已不存,遗有两行竹钉，方椎体、平头。除两端蒙皮外，鼓腔、鼓柄均遍髹朱漆。三是扁鼓(C.62)。形圆体扁，中部微鼓。长12.5、腔口外径42、腹外径46厘米、腔口壁厚1。5、腹壁厚3厘米。四是悬鼓(E.12)，形圆体扁，中部微鼓;长8.5、腔口外径约36。腹外径42厘米，腔口壁厚0.7、腹壁厚2.5厘米。五是彩漆梅花鹿木鼓(E113)。木雕彩绘，主体以整木雕成。鹿呈卧姿，前腿跪地，且腿蜷曲，抬首凝望。围绕这些鼓，曾人长袖而舞，我们称之为“鼓舞”，其图如下：
在上述“击鼓舞蹈图”中，有两位化装舞者。一位边击鼓边扭动着臀部，一位配长剑，舒长袖，随着鼓点节奏翩翩而舞，水袖之舞如行云流水。二人配合默契，动作协调，整个画面充满了和谐美。
此外，此墓出土文物中，有大量残破的丝麻织品和乌羽残迹，由于其残破过甚以区别它们的具体形状，虽然发掘者曾经试图从中请理出一些具体的器件来，但未获成功。从竹简遣策记载中可知，古代许多兵器均用彩色羽毛装饰，许多乐器也用五彩缯和五彩羽装饰，还有彩色丝织旌旗、乐器上的丝帛残迹，实际上都可以纳入舞的范畴。可惜的是，我们目前已经无从恢复对这些乐舞的完整记忆了。
在上所述两类典型的乐舞形式中，“钟舞”随着曾侯乙编钟被埋于地下以及编钟退出历史舞台， 它被封存了起来，几乎形成历史的失忆。唐宋以来，特别是宋代以来，曾侯编钟音乐重回历史的记忆，但是直到曾侯乙墓的发掘，人们从此墓的两组乐器配置看到了曾国编钟乐舞所达到的高度，建立了曾随国原来是一个“乐国”的认知，失忆已久的曾国编钟乐舞文化重新回到音乐史与舞蹈史的记忆。
《编钟敲起来》剧照
《宴飨圣乐》剧照
《娱神之舞》剧照
乐团简介
随州市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乐团组建于1988年3月，采用现代声、光、电技术，以物代史，史乐结合，撷取曾随历史文化长河中的闪光点，以点带面，激活曾随历史。每个节目既是独立主题，又为内涵相联，形成一种外演内联、散点透视的展演风格，立意高远，表达酣畅，韵味弥深。演出以传播编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服务社会大众为宗旨。集传统音乐研究、创作、编导、表演为一体，是一支以曾侯乙编钟乐舞为主体的专业艺术团队，多次参加国内外文化交流演出，成绩斐然，硕果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