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和应对策略
北大教授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和应对策略
9月12日，北大光华学者沙龙第4期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行，主题为“中国的人口形势：劳动力市场与老龄化社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王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周羿，进行了主题分享。
王辉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以及可供考虑的解决方案等方面进行分享。（北京大学供图）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工业化深入、城市化不断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生育率会呈现自然降低的一个过程，学术界称之为‘人口转型’。”王辉指出，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具有三大特点：一是老龄人口总量大，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6亿，占我国总人口的18.7%；二是老龄化速度加快，生育政策虽然不是生育率下降的唯一原因，但长期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加快了我国“人口转型”的速度；三是“未富先老”，尽管我国人均GDP已经显著提升，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有差距，而人口老龄化却将迅速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王辉谈到，“人口老龄化将引发一系列经济发展问题，主要包括劳动力缩减、资本积累不足以及社会保险、福利项目等财政负担增加。”为遏制生育率快速下降的趋势，许多国家已经开始采取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包括对多子家庭进行税收减免或提供经济补贴、改善托幼服务、延长带薪产假、提供女性就业支持等。除了上述鼓励生育的政策，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所采用的政策还包括延迟退休、跨国移民、提高劳动生产率等，但这些政策也面临着改革成本、财政压力、社会接受能力等各种限制与挑战。
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这项举措，王辉表示，尽管这不是专门针对人口老龄化所提出的应对方案，却能够解决或缓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一方面，随着我国人均教育水平的不断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提高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抵消由于劳动力数量减少带来的负面效果；另一方面，对现有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利用，也可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需要我国进一步深化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使得劳动力能够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条件而调整，在城乡、地区间较为自由地转移与流动，使劳动力资源配置更加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围绕“中国的人口形势”，周羿就经济社会发展与“少子化”、劳动力市场的“生育惩罚”、老龄化与银发经济等话题进行分享。（北京大学供图）
周羿指出，老龄化的关键指标是人口出生率。从影响出生率的因素出发，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往往伴随着“少子化”现象。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跌破1.3，进入较低生育率的范围，预计今年生育率会相较去年有一定的短期反弹，但反弹是否持久仍有待观察。除了经济发展，中国的家庭结构变化及婚姻观念演变也影响着生育率。与欧洲模式相比，中国传统上的婚姻模式有着婚龄早、普遍婚的特征，但这一模式在最近几十年中发生了很多变化。2010年以来，中国家庭规模呈现下降趋势，平均家庭户的人口从3.1人降至2.6人，夫妻核心户和单身户比例上升。周羿进一步指出，性别比与生育政策的变化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也产生了直接影响：一方面，经济社会环境变迁让生育机会成本增加，导致女性在生育后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度有更大的下降；另一方面，男性出于社会和家庭压力也会在子女出生后增加劳动供给，努力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至于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周羿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的前三年，约14％的男性和约22％的女性在领取养老金的同时会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这种“退而不休”的现象在养老金收入较低的群体中更为普遍。
在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的背景下，人工智能与工业机器人成为新的热点。周羿表示，人工智能是一个高度的有技术偏向性的创新，这使得高教育、高技能劳动者会从新技术中受益更多。同时，当市场有活力、有效率的条件下，工业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也会对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做出回应。在市场驱动下，人工智能与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关键在于，如何平衡技术发展、市场需求和社会公平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次学者沙龙活动，探讨了当前中国的人口形势、劳动力市场优化、老龄化社会应对策略，以及如何通过科技创新、政策调整等手段，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两位学者的分享，为理解老龄化社会和劳动力市场变化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成果，也为政府和企业应对老龄化社会和劳动力市场变化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