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征志》、《符瑞志》——南北朝史书中为何多了这些新面孔
《灵征志》、《符瑞志》——南北朝史书中为何多了这些新面孔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裂时期，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也呈现出独特的面貌。其中，《魏书·灵征志》和《宋书·符瑞志》作为新出现的史书体例，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也为后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文将探讨这两种史书体例的起源、内容及其历史意义。
纪传体史书的修撰体例在《史记》问世之后第一次得到了明确，《史记》中共有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汉书》吸取了《史记》的纪、传、表的体例，将“书”改成了“志”。这些变化被后来的史书沿袭下来，成为纪传体史书的一般体例。《汉书》中《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系统地记录了汉王朝的典章制度和行政规范，对于后人研究西汉王朝的政治史、制度史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很多的行政方式和之前的朝代有所不同。而南朝在经历了衣冠南渡，世家崛起之后，在很多方面与原本的魏晋风骨也有所区别。所以当时南北两方在史书记载上也都存在着若干变化与创新。最明显的就是在“志”的方面，北朝史书中出现了“灵征志”，南朝史书中出现了“符瑞志”。这体现了当时南北方政治与社会的转化与变迁，对于后代的史书修撰也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魏书·灵征志》与《宋书·符瑞志》
《魏书·灵征志》
《魏书》虽然在其成书阶段饱受诟病，后世也有“秽史”之称，但是作为史书来讲还是能够真实反映当时北朝的社会生活与政治动态的。“灵征志”一名是《魏书》作者魏收的独创。魏收在本章开篇时也写到：
“帝王者，配德天地，协契阴阳，发号施令，动关幽显。是以克躬修政，畏天敬神，虽休勿休，而不敢怠也。化之所感，其征必至，善恶之来，报应如响。斯盖神祇眷顾，告示祸福，人主所以仰瞻俯察，戒德慎行，弭谴咎，致休祯，圆首之类，咸纳于仁寿。然则治世之符，乱邦之孽，随方而作，厥迹不同，眇自百王，不可得而胜数矣。今录皇始之后灾祥小大，总为《灵征志》。”
从内容上看来，所谓《灵征志》是记录灾祥吉凶的志文，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写灾异，下卷写祥瑞。上卷之中有地震山崩、大风大水等自然现象，也有飞蝗、金沴、牛祸、马祸等怪异现象。下卷之中有神龟、白狐、白鹿、三足乌等祥物，亦有甘露、嘉禾、连理等瑞景。两卷在书写时条理清楚，分门别类地记述皇始之后的灾祥大小。在记录的过程中也引经据典，主要的理论来源是《尚书·洪范》。比如在描述灾异“龙蛇之孽”时引《洪范论》曰：
“龙，鳞虫也，生于水。云亦水之象，阴气盛，故其象至也，人君下悖人伦，上乱天道，必有篡杀之祸。”具体事例为“真君六年二月丙辰，有白龙见于京师家人井中。龙，神物也，而屈于井中，皆世祖暴崩之征也。”
这可以说的上是既有理论来源，也有例证支持。“牛祸”一节中
“《洪范论》：《易》曰「坤为牛」，坤，土也，土气乱则牛为怪，一曰牛祸。其象，宗庙将灭。一曰，转输烦则牛生祸。世宗景明二年五月，冀州上言长乐郡牛生犊，一头、二面、二口、三目、三耳。”
由此可见，《灵征志》是在《汉书·五行志》的基础上将灾异祥瑞分卷描写，大量增加了祥瑞方面的比重。祥瑞在《汉书》中一般是散落在帝王将相的纪传之中，这样处理使得北魏时期的祥瑞集中体现在了读者面前，印象更为深刻。
《宋书·符瑞志》
与此同时的南朝史书中也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符瑞志》。南朝沈约所编写的《宋书》中首现《符瑞志》，在沈约开章明义时说到：
“夫体睿穷几，含灵独秀，谓之圣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役万物，使动植之类，莫不各得其所。百姓仰之，欢若亲戚，芬若椒兰，故为旗章舆服以崇之，玉玺黄屋以尊之。以神器之重，推之于兆民之上，自中智以降，则万物之为役者也。性识殊品，盖有愚暴之理存焉。见圣人利天下，谓天下可以为利；见万物之归圣人，谓之利万物。力争之徒，至以逐鹿方之，乱臣贼子，所以多于世也。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易》曰：‘河出《图》，洛出《书》，而圣人则之。’符瑞之义大矣。”
由此可见，《符瑞志》和《灵征志》不同，它的内部完全是记录祥瑞灵秀的美好景象，所依据的也不是《尚书》而是《易》之中的“龙飞九五，配天光宅”的意思。与之相配套的是《宋书》还保留了《五行志》，将一切的灾异凶厄放入《五行志》当中加以描述。《符瑞志》中有非常浓厚的符谶意象，所言祥瑞与北方类似，大都是白虎、白鹿、甘露、嘉禾一类，但是总体祥瑞出现的频率要比北方少。《符瑞志》分为三卷，上卷主要描写了自上古黄帝轩辕氏到刘宋建立前的祥瑞理论，大多来自《诗》、《易》、《春秋谶》、《洛书》、《孝经》。很明显这是在用祥瑞的理论在解释王朝禅代更替，为自己的政权寻求合法性。中、下卷才是具体的祥瑞景象，其间也夹杂了很多汉、魏、晋时期的例子。这与《魏书》当中只记载皇始之后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综合两书的记录，可以看出无论是《魏书·灵征志》还是《宋书·符瑞志》都是在《汉书·五行志》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背景，两者在书写侧重，理论来源，材料搜集等方面均有所不同。但是，其内在逻辑大多数还是来源于“天人感应，人副天数”的理论学说，是基于当时的理论氛围而衍生出来的史学著述。当然，出现这样的历史记载新面孔并非偶然，其中蕴含了深刻的原因，是受到了当时政治与社会两个维度施加的影响而最终呈现出来的。
“史书体例新面孔”出现的内在原因
唐代之前都是私人著史，在体裁上难以整齐划一也在情理之中。比如《三国志》中继承了前代纪、传的题材，缺少志和表。（其补表补志绝大多数见于后人的《二十五史补编》和《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这主要是因为割据分类时期，史书材料纷乱繁杂难以统一，陈寿是西晋人，在当时如此书写自然有其内在的考量。南北朝时期亦是如此，经过了五胡乱华，一些传统史料散失，所以记录历史的方式也发生了转变。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因素自然就是当时南北对立的大背景格局，以及东汉谶纬、魏晋玄学对于社会思想的影响。
魏收历经北魏、东魏、北齐三代。沈约比为魏收较为年长，主要经历是宋、南齐、梁三代。这一时期是南北朝时期对立最为激烈的时期，而且南北方内部的政权更替也非常频繁。双方不仅要争夺南北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也要建立起自己改朝换代的正当性。比如沈约主要生活的南梁时期，梁武帝本人就是通过非正常手段登基为帝。北朝方面，北齐高氏也是通过分裂篡权等方式建立了王朝。关于祥瑞灾异等方面的记述正是古代中国解释王权合法性的最重要途径。它不仅可以影响民心，消除不利影响，同时还可以给自己披上一层神圣的外衣，象征着自己君权神授的天然性和改朝换代的正当性。所以，原本《汉书·五行志》的编写体例就不足以凸显这一点了，《魏书·灵征志》和《宋书·符瑞志》应运而生。比如《灵征志》中记载：
“延昌三年八月辛已，兖州上言：‘泰山崩，颓石涌泉十七处。’泰山，帝王告成封禅之所也，而山崩泉涌，阳黜而阴盛，岱又齐地也。天意若曰：当有继齐而兴，受禅让者。齐代魏之征也。”
这很明显就是在为北齐取代北魏做出理论铺垫。当时北魏分裂为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北齐此举无疑是在彰显自己才是北魏的合法继承人，以打压西魏北周。
《符瑞志》当中这一点则更为明显，沈约之言：“力争之徒，至以逐鹿方之，乱臣贼子，所以多于世也。”当中的“力争之徒”，“乱臣贼子”指的是谁，不言而喻。在当时北方虽然陷入了分裂，但是南方政权想要北伐仍然是不可能的幻想，所以，在理论上打击对手成为了一种必要的舆论手段。在历史书写中不仅要蔑视对手，同样还要把他们视为乱臣贼子，借吉凶灾异加以褒贬挞伐。《符瑞志》专门记述南方各地的祥瑞景象，上至轩辕下至刘宋，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把南方描绘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神圣之地。这也是为什么《符瑞志》仅写祥瑞，而灾异则要打入《五行志》的原因。沈约是南梁的开国功臣，大力帮助梁武帝萧衍即位，得封建昌县开国侯。后任尚书左仆射、中书令、前将军。不久又提升为尚书令，兼太子少傅。可以说得上是南梁的股肱重臣，因而为南朝塑造政权合法性，为梁武帝萧衍建立社会声望自然是他责无旁贷的任务。
此外，社会上的学术风潮也对于史书体例的改变有重大影响。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非常重视信仰，在建立政权之后，北方的庵观寺庙一点不少于南朝。所谓“灵征”很明显是一种宗教用语。五胡乱华之后，儒家学说势弱，传统的五行学说在北方渐渐没有了市场。所以，北朝史书不再以“五行”为题目进行记录。而南朝由于继承了中原王朝的正统思想，儒家学说仍有一席之地。故而在《宋书》中仍有五行志，但同时南方也继承了自东汉以来的“谶纬思想”。“符瑞”二字中的“符”指的就是谶纬当中的符，这种发源于西汉的传统信仰在魏晋玄学的气氛渲染下在南方基层社会广为流传。在中古时期，世家大族所掌握的社会力量可以反向影响官方势力。这样的思想氛围在社会上渐成气候，自然也就被历史记录者所采用收纳。
由此可见无论是北齐还是南梁都需要在史书上标榜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一方面是为了南北对峙，另一方面是为了解决自身法统问题。因而史书体裁就受到了政治的影响，大量的祥瑞进入史书专门书写以求聚敛人心士气。同时在南北朝玄学盛行的氛围中，这一点更可以在基层得到共识，也能够对于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灵征志》、《符瑞志》对于后世的学术影响
在隋朝结束了南北双方长达数百年的分裂之后，官方对于历史的记录开始有了规定。《灵征志》、《符瑞志》如昙花一现，并没有为后世所采用，可是它们却留下了深刻的影响。首先《灵征志》对于《尚书·洪范》思想有非常深刻的继承，这对于后世研究思想史中《尚书》一节有非常好的补益作用。其次，它们对于北方地震、山崩、大水、大雾的记载为后世研究这一时期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生态提供了信息来源。《符瑞志》中记载了大量的嘉禾情况，这对于研究江淮农业的发展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而且白狐、白鹿在江南的出没为我们了解这些地方中古时期的物种情况提供了史料支撑，对于后世的历史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综上可知，南北朝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氛围和社会因素使得史书记录的过程中涌现出了《灵征志》、《符瑞志》等特殊的史书体例。这些体例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描绘南北方出现的祥瑞，为自身的政权寻求神圣的合法性。这两类体裁继承了汉代以来的谶纬思想，杂糅了魏晋玄学和佛教理念，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史家笔墨。对于当时的政治局面有很好的支撑推动，同时也为后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魏书》
《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