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伦理的精神人文主义转向
技术伦理的精神人文主义转向
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技术伦理问题日益凸显。如何在技术进步与人文关怀之间寻找平衡，成为当代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从精神人文主义的视角出发，探讨技术伦理的转向路径，为应对技术时代的伦理挑战提供了新的思路。
技术伦理的精神人文主义转向为何必要
在传统技术伦理观念中，技术的本质是被创造，人的本质是自我生长。然而，当人工智能不再依赖于人且实现其自身生长时，如何避免技术对人类的僭越及其可能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成为重要议题。技术伦理的精神人文主义转向，提出要消解技术对人类的僭越，就要从“外在的人文主义”（即“物质主义”）和“凡俗的人文主义”（即作为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技术主义）走向精神人文主义。（黄玉顺语）从身体、心知、灵觉、神明解释技术道德能动的“己”，从共同体、社群、世界、宇宙解释技术道德维度的“群”，从人心和天道层面探寻技术旨归，警示要避免技术对人的僭越，就要从本原上避免技术失控风险。在技术资本主义境遇中人的类本质受到抑制，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迭代，使得人难以继续出于自由和意愿地去选择有意义的技术行为来满足善好生活。当人们为了维持生存而被迫谋业时，当技术垄断资本家为了最大利益而不断迭代技术时，创制、生产全部成了手段，而不再是人实现自身存在的有意义的方式。由于技术资本主义在实现人的类本质的过程中起到压制或破坏作用，不能促进那些内在于人类自身的潜能，反而助长了那些因私人的、个别的目的或意图而滥用技术权力者。为此，开启技术伦理的精神人文主义转向，走出“外在的人文主义”即“物质主义”和“凡俗的人文主义”即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技术主义就尤为重要。
技术伦理的精神人文主义转向，强调在走向人类的自我实现的同时避免世界的没落。因为，世界的没落在本质意义上是人类精神的消散或衰竭。这种衰竭不仅仅是指个体精神层面的衰退，更是整个社会、整个文明精神基础的动摇。当精神的力量被削弱时，人们往往变得迷茫、空虚，失去了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对生命意义的探索。这种精神的消散，如同一场无声的灾难，悄然侵蚀着人类文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同时，世界的没落也意味着对精神的排除和误解。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往往更加注重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忽视了对精神世界的滋养。这种对精神的忽视，不仅导致了人类精神生活的贫瘠，而且加剧了社会的浮躁和不安。为了应对世界的没落，需要重新审视精神的价值和力量。精神是人类文明的灵魂，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技术伦理的精神人文主义转向，正是要重新找回失落的精神力量，找回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让人类精神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为了阐明技术伦理的精神人文主义转向的必要性，还需要从西方哲学本体论、技术伦理发展史角度，考察技术伦理得以可能的哲学本体论基础及其困境。无论是规范伦理学还是内在主义、负责任创新抑或道德物化进路，都可以归为以下四种范式。一是“是其所是”及其衍生的美德论规约技术善，以及对技术（创制）、实践、理论的等级式排序。二是“应其所是”及其衍生的义务论规定技术善，以及本体与现象分界带来的道德法则与技术原则的分离。三是“解其所是”及其衍生的现象学对技术善的解蔽，重勘技术的本质与世界的展现和真理的开显之关联。四是“验其所是”及其衍生的功能论操控技术善，指出创造和验证新实体的风险。然而，因现有研究囿于西方形而上或人类中心范畴，造成实体-形上论要么不能接受技术验证，要么技术从消解实在-形上论演变为对人类生活乃至生存的主宰，使人类在对大自然和未知世界的敬畏如何安放等方面陷入困境。
精神人文主义对技术伦理的可能应对
精神人文主义既强调人的精神性，避免人因超越而滑向隐退，又强调人文性，避免因功利而滑向人的物化。（杨国荣语）这有助于走出技术伦理二元论范式及其衍生的科技与人文的冲突等。基于对技术与技术伦理发展嬗变的考源，可发现古希腊时期高扬精神置底技术，罗马文明至文艺复兴之始对技术的超自然理解，17世纪后对技术的过渡科学化诠释，尤其是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唯物质主义、唯科学主义等引发了技术伦理困境。为走出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凌驾，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为消解科技与人文冲突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技术异化及其危机对大众生活的致毁影响已凸显西方进路的有限性。杜维明等学者提出，扎根于儒家传统的精神人文主义有助于消解西方困境，将其引入技术伦理论域具有现实可能性。
技术伦理的精神人文主义转向的理论维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因“精神人文主义”奠基于心性之学的本体宇宙论，其相对的是“外在的人文主义”即“物质主义”，以及“凡俗的人文主义”即“科学主义”，亦即工具理性意义上的理性主义。由此，精神人文主义强调精神的内在性以走出物质的外在性，强调精神的超越价值以走出理性的凡俗，关注精神的存有或延续而非物质的膨胀或扩张，其在理论指向上强化“体用不二”“万物一体”，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和合共存，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二是以儒家仁学、思孟心学的精神价值为核心，将技术伦理展现为“群己天地”多维共生的人工物，从精神与人文、目的与手段的交互共生重新理解技术的精神人文化，从“共责”走向“共存”。三是用“以事观之”统摄“以物观之”“以言观之”等，走出西方本体论的“以是观之”，赋予技术普世的特殊性及具体的普遍性，强调“寓道于技”而非外部规约、“技道一体”而非道让位于技。
从技术伦理的精神人文主义转向的实践面向看，其关注技术可见善与本真善的融合、技术道德能动性的“己”与“群”，以及“寓道于技”精神。一是通过澄清技术的可见善与本真善，走出技术生成与实有的分离，有助于重释技术的目的定位、技术的后果评价等。二是从身体、心知、灵觉、神明阐释技术道德能动的“己”，从共同体、社群、国家、宇宙阐释技术道德能动的“群”，在技术生产的价值定位、技术流通的道德坚守、技术享用的伦理决断等方面积极践行技术伦理的精神人文主义转向。三是对“藏礼于器”“寓道于技”进行现代转化，推进技术人工物“自我决定”的被嵌入性与人类自主自决的主动性之关联，有效回应学界热议的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异质性难题。
技术伦理的精神人文主义转向，尝试提出一种新型的技术伦理研究范式，其以共存论为底基，以共善为指向，走出西方现代性以来的科技人文二元论。它注重“人文”，却走出世俗人文主义的惟我性、占有性及其衍生的技术功利化；它注重“精神”，却走出各宗教特殊性诉求及其衍生的神性超越。此外，尝试为消解人的隐退或物化提供新的观念引领。通过以精神（心）重审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异同，以共同福祉为导向，开启技术伦理教育，从“类建”走向“共建”（刘孝廷语），以走出将技术视为材料的最优集聚抑或知识化谱系。当传统伦理观跟不上技术发展速度时，技术倒逼人进行自省，从精神人文维度，反思“人的本质是什么”，才能厘清“机器人从人类手中能夺走什么”，进而从协同进化走向内共生，以实现人与技术同行向前、共存、共发展。
技术伦理精神人文主义转向的可能价值
开启技术伦理的精神人文主义转向，尝试对“器道不离”进行现代性转化，发展一种“技道一体”精神、协同进化与内共生理论，有助于拓宽技术伦理研究范式。因为，传统主流伦理学的立论基础是符合论，其通过规定存在者，以便支配存在者。问题在于，存在是通过与非存在的比较而产生的。非存在可能是虚无，也可能是隐在或潜在，其很难被规定。由此，基于既定符合论式的技术伦理规范难以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困境。
技术伦理的精神人文主义转向，或许有助于为儒家思想乃至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提供助力。犹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贺麟先生提出的，“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面对西洋文化的输入和冲击，贺先生提出“儒家思想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儒家思想则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发展”。回观当下，面对西方主流伦理学理论的输入以及对主流技术伦理思潮的影响，开启技术伦理的精神人文主义转向研究，有助于深化理解中国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提升中华文化价值自信。
概言之，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的物理性、心理性可以被复制，精神性、意义感难以被取缔；机器人可取代大量重复性劳动，却无法取代人类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精神。由此，开启技术伦理的精神人文主义转向，有助于人们意识到人是技术的始因，人的有限性决定了技术的有限性，在“人类”与“类人”多重功能交错的时代，要避免技术对人的僭越，发掘人类和类人（AI）和平共处于新世界的方式，就要从本原上避免人类对其自身的僭越。
本文原文来自《社会科学报》，作者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教授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