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隆帝御赐“商周十供”看清代祭孔礼制

从乾隆帝御赐“商周十供”看清代祭孔礼制

乾隆帝御赐“商周十供”是清代祭孔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套由十件商周时期青铜器组成的礼器，不仅是乾隆帝个人艺术品味的体现，更是清代帝王推行“礼治”的重要象征。本文从“十供”的出处、特点、使用等方面入手，结合文献记载与实物研究，考察乾隆朝祭孔活动的基本情况。

祭孔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国家礼仪，具有政治、文化和教育等多重意义。自汉武帝正式确立孔子在儒家中的崇高地位后，祭祀孔子逐渐成为历代统治者必不可少的礼制。清代统治者尤其重视祭孔礼仪，将其作为笼络汉族士大夫、彰显文治理念的重要手段。清圣祖康熙帝、清高宗乾隆帝先后南巡曲阜，亲谒孔庙，举行隆重的祭孔大典，展现出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极大尊崇。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帝第五次驾临曲阜，除亲自主持祀典外，还特地将内府所藏十件商周时期青铜祭器赐予孔府，用于祭祀，是为“十供”。本文以乾隆帝御赐孔府的“十供”为中心，结合文献记载和实物研究，系统考察清代祭孔礼仪的基本情况，剖析“十供”的制度内涵及其所反映的皇权与儒家的互动关系，进而揭示祭孔礼制在清代政治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乾隆帝赐“十供”的原因与过程

乾隆帝在位期间，致力于将满族统治与儒家传统相结合，以期达到政治上的稳固与文化上的认同。在这一背景下，乾隆帝对曲阜的孔庙与孔府格外关注，屡次展现出对“至圣先师”孔子的敬意。据《清高宗实录》与《曲阜县志》所载，乾隆帝先后八次驾临曲阜，谒见孔庙，并举行隆重的祭孔仪式。无论是出于个人兴趣还是政治考量，乾隆帝对孔子的尊崇都远超以往帝王。

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二月，乾隆帝再次来到曲阜，这已是他继位以来的第五次南巡。与以往不同的是，此行还有一个特殊的使命，那就是为其母亲皇太后祝寿。适逢皇太后八旬华诞，乾隆帝一方面希望母亲能亲临孔庙祭祀，另一方面也借此机会再次向天下彰显朝廷尊孔崇儒的文治思想。在筹备祭祀的过程中，乾隆帝对孔庙内陈列的祭器颇感不满。据《清高宗实录》记载，孔庙内“设有牺象诸尊”，为后汉时期铸造，置于大成殿内，年代久远，质量一般；《阙里文献考》亦言当时陈列的祭器，仅有“汉陶太尊一，铜牺尊、象尊、山尊、雷尊各一”。乾隆帝素来好古敏求，认为孔子生当周世，服膺周礼，故其祭器亦当遵周制。汉代铜器虽古，但毕竟年代尚晚，不足彰显礼制之尊[1]。于是，乾隆帝决定选取内府收藏的珍贵青铜器赐予孔庙。谕曰：“著仿太学之例，颁内府所藏姬朝铜器十事，备列庙庭，用惬从周素愿。”所谓“从周”，正出自《论语·八佾》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之意，旨在彰显孔子对周礼的景仰。而“太学”即京师国子监，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曾颁赐周代礼器于其孔庙，故此次赐器于曲阜，乃是“仿太学之例”。

乾隆帝特令礼部侍郎于敏中将此十器护送至曲阜，由孔府十一世衍圣公孔昭焕恭领珍藏，同时还颁赐御制诗文，申明赐器缘由，并嘱孔昭焕要将此十器“世守勿替”，体现出乾隆帝对孔庙祀典的重视与考究。可以看出，乾隆帝向孔府赐“十供”，一方面缘于其个人的艺术品位与文化素养，希望选用年代更古、质地更精的器皿来祭祀孔子，提升仪式的庄严感；另一方面也有树立清廷文治理念、彰显皇权与儒统融合的深意。通过这一举措，乾隆帝再次向世人宣示，崇奉先圣、恪守礼制正是清朝的精神根基。由此观之，“十供”绝非寻常器物，而是乾隆帝集礼、乐、政于一身的至高创制，其意义不容小觑。

“商周十供”概况

1.“商周十供”的名称与形制特点

乾隆帝御赐孔府的这套青铜礼器（见图），由左至右、由上至下分别为周木鼎（亦称木工鼎）、周亚尊（亦称亚弓觚）、周牺尊、周伯彝、周册卣（亦称册父乙卣）、周蟠夔敦、周宝簠（亦称宝簋）、周夔凤豆、周饕餮甗、周四足鬲（亦称方鼎），清宫将其统称为“姬朝铜器十事”，后人常以“周十供”“十供”略称之，盖因其为孔庙祭祀陈设供奉之物。直至晚清民国之际，随着器物真伪与年代归属问题的提出，学者开始以“商周十供”称呼这批青铜器，强调其可能兼含商、周两朝的作品。

就器类而言，“十供”涵盖鼎、尊、卣、簠、敦、豆、甗、鬲等多种青铜容器，可谓器型丰富、组合完整。古代祭祀所用青铜器，大致可分为盛装祭品的内容器和盛水洗濯的外容器两类。内容器用于盛放谷、肉、酒等供品，外容器则用于盛水洗手等。从通常的陈设位置看，内容器置于案几上，外容器则置于地面上[2]。“十供”中的鼎、尊、卣、豆、甗皆为内容器，而敦、鬲则属于外容器，簠作为盛禽籩的特殊器皿，亦可视作内容器的一种。

从器物纹饰看，“十供”以兽面纹、夔龙纹、蟠虺纹、饕餮纹等商周时期常见的青铜器装饰纹样为主，同时在局部纹饰处又略有变化，如夔龙纹嵌有金银错、蟠虺纹刻划简化等。值得一提的是，“十供”中诸器的形制与纹饰风格，虽整体协调，却也各具特色。如周木鼎的鼎足呈圆柱状，耳柄挺立，腹部饰兽面纹；牺尊通体塑造成小牛形，酒液自牛背流入，再从口中倾出，生动写实；夔凤豆造型优美，豆腹及盖上雕刻凤鸟、夔龙，内里还错嵌金银丝，装饰华丽，实为难得一见的精品。

2. “商周十供”年代考证

关于“十供”的断代问题，学界曾有过一些讨论。按照乾隆帝的原意，这批铜器应为“姬朝”之物。乾隆三十六年（1771）谕旨中明确称其为“周范铜器”，之后颁赐的《御制诗文》《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等官修典籍亦沿袭这一说法。直至晚清，金石学大家如阮元、冯云鹏在著述中仍称“十供”为“周铜器”[3]。然而，伴随晚清西学东渐，金石学界逐渐吸收现代考古学方法，对青铜器的断代提出了新的看法。1914年，袁克文游览孔府，借机仔细审察了“十供”[3]，他根据铭文及器型风格，断定木工鼎、亚尊（即兽面纹觚）、册父乙卣三器应为商代晚期之物，并非周器。袁氏还参考宋代《考古图》和《宣和博古图》的记载，将周宝簠、周蟠夔敦分别改名为周赛簠、周夔纹敦，将周夔凤豆改称周夔纹豆。此说一出，在学界引起不小震动，但因袁氏考订主要依托传世文献与图录，尚缺乏实物对比依据，故这一新说并未得到普遍认可。

“十供”真正的学术断代，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其移交给山东博物馆。在整理这批文物的过程中，考古学家对器物的年代归属提出质疑。经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等机构合作，并与各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进行细致比对后，最终确认“十供”中至少有三件为商代所制，即木工鼎（原称周木鼎）、兽面纹觚（原称周亚尊）、册父乙卣（原称周册卣）。其余器物虽难以断定具体朝代，但从铭文内容与风格判断，亦不乏西周早期之作。由此，“十供”实为商周之物基本成为学界共识。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乾隆帝将“十供”视为周器，意在彰显孔子“从周”的礼制情结，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批器物兼含商周之作，恰恰为先秦礼制的演进脉络提供了实物佐证，孔子所倡导的“复礼”思想，很大程度上便是对商周礼乐传统的回归。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供”虽非尽出周器，却更能体现先秦以降祭祀礼制的承继关系。对乾隆帝而言，以商器、周器共祀先师，彰显了对孔子思想渊源的认同。“十供”的年代归属问题，折射出历代学人考订古物、还原历史的不懈努力[4]。从最初的全盘接受官方说法，到近现代的实证考证，学界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去粗存精的过程。对“十供”的断代研究，逐渐廓清某些为迎合帝王好尚而生的说法，客观呈现古代礼制渊源流变的真实图景。

从孔府重大祭祀中对“十供”的使用看清代礼制文化

孔府是孔子嫡系后裔世袭衍圣公的府邸，在明清时期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声望。作为孔子后人的摇篮与圣城文脉的象征，孔府在祭祀先师、弘扬儒学方面具有独特意义。据《曲阜县志》等史料记载，孔府每年都要举行多场规格不等的祭祀活动，其中最为隆重的当属四次“丁祭”。所谓“丁祭”，是指在仲春、仲夏、仲秋、仲冬的丁日里，由衍圣公主祭，用特定的礼器、礼乐、祭品，按照最高规格祭祀孔子。祭祀过程通常要持续数日，场面宏大，礼节繁复。在这些重大祀典中，乾隆帝御赐的“十供”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平日里，这套珍贵的礼器被妥善保管在孔府的家庙礼器库内，由专人负责养护。据孔府后人孔繁银回忆：“十供最是贵重，原来锁在东庑的乐器、礼器库房内，十分谨慎。”每逢春、秋“丁祭”，孔府都要将“十供”请出，陈列于大成殿内，供奉祭品，以昭示圣人之尊。金石学家冯云鹏在《金石索》中说：“敬藏内库如故，惟春秋二大祭，请出陈设，其冬夏私祭亦不敢陈，所以重国典、谨守藏也。”可见孔府对“十供”的珍视程度[5]。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皇帝御赐之物，“十供”在孔府祭祀中除了实际使用功能外，也更多地被赋予象征意义。祭祀时，这些铜尊、铜鼎虽置于案上，却并不直接用于盛放祭品，而是以一种陈设的形式出现。与之相配套的是乾隆朝颁赐的《御制诗文》《钦定仪注》等，这些关于孔庙礼制的律令性文本，与“十供”一道陈列于庙堂之上，形成礼、器、文相得益彰的格局，集中体现出乾隆帝改革孔庙祀典的一系列举措。由此观之，“十供”在孔府重大祭祀中的使用，绝非单纯的功能意义，更是国家礼制渗透、皇权意志投射的过程。其所彰显的，正是清廷“列祖列宗莫不尊崇曲阜，褒封异数”的一贯立场。

结语

乾隆帝御赐的“十供”，无论从名称内涵、器物组合还是形制纹饰上，都充分体现出其意欲复古、崇周的理念。以古朴雄浑的青铜重器来装点庄严肃穆的祭孔仪式，正是这种“礼治”思想的物化体现。透过“十供”所呈现的复古形式感，我们得以管窥乾隆时期祭孔礼制的核心要义，即回归周公制礼的理想范型，以强化孔庙祀典的神圣性，从而为皇权统治奠定道统基础。由此观之，“十供”绝非一般器物，对其名称、形制的细致考察，实乃把握乾隆朝祭孔礼制精神实质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孔维亮.“商周十供”相关问题的考证[J].文物天地，2020（07）：61-65.

[2]孔维亮.乾隆帝曲阜祭孔与颁赐“商周十供”[J].文物天地，2020（05）：12-17.

[3]王秀萍.从孔府档案解析乾隆皇帝亲祭阙里——以颁赐“商周十供”为例[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20，12（05）：91-96.

[4]胡广泽.商周十供中亚尊的审美意义探析[J].收藏家，2022（01）：49-52.

[5]孔维亮.“商周十供”命运的历史变迁[J].文物天地，2020（06）：4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