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阿Q正传》具有什么样的深刻思想?
鲁迅《阿Q正传》具有什么样的深刻思想?
鲁迅的《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通过对主人公阿Q的塑造,展现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众生相。本文将从人物形象分析、作品主题探讨以及历史影响等多个维度,深入解读这部作品的深刻思想内涵。
阿Q的形象分析
阿Q是鲁迅代表小说《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是“落后的农民”与“国民性弱点”的典型代表,表现为落后不觉悟、带有精神病态的农民形象。
贫苦农民的生存状态
阿Q首先是被剥夺一切的贫苦农民形象;作品对阿Q的阶级地位和生活处境作了明确而具体的描写:他没有土地,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的职业,靠打短工、做帮工维持生活、是一个地道的赤贫的乡村劳动者。
封建观念的受害者
阿Q又是深受封建观念侵蚀和毒害,带有小生产者狭隘而保守特点的落后农民形象;他不敢正视现实,常以健忘来解脱自己的痛苦;同时又妄自尊大,进了几次城就瞧不起未庄人,又因城里人的生活习惯与未庄人不符合而鄙视城里人;身上有“看客”式的无聊与冷酷,如向他人夸耀自己看过杀革命党,称“杀头好看”。也存保守落后的心态,如对钱大少爷剪辫子深恶痛绝,称之为“假洋鬼子”。并畏强凌弱,受到强者凌辱不敢反抗,反而转向欺辱更弱者。阿Q身上所体现出的种种小生产者的弱点与深刻的封建观念,正说明其为一个不觉悟的落后农民。
对革命的误解
阿Q的不觉悟,更表现在他对“革命”的态度和认识上;在传统观念影响下,阿Q最是“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但当现实的阶级压迫将他逼到绝境,而辛亥革命的浪潮又波及未庄时,在他朴素的阶级直感中,终于产生了“要投降革命党”的愿望。阿Q成为未庄的第一个起来欢迎革命的人。但他对革命的态度的种种转变并不是政治上的真正觉悟。他向往革命不是为了推翻阶级压迫,而是为了“要什么就有什么”,这是以狭隘的原始报复主义的传统观念来理解革命,是传统封建观念和小生产者狭隘保守思想结合的产物。
阿Q的接受史
鲁迅曾言创作《阿Q正传》是因为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并言“我还怕自己所见到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后。”而小说开始连载之时,沈雁冰便指出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直到三四十年代国人仍强调阿Q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化身”,自然而然,阿Q成为“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
“精神胜利法”的本质
“阿Q精神胜利”的核心——精神胜利法。阿Q对自己的失败命运和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粉饰态度,或是“闭眼睛”,即根本不承认自己落后或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如言“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或是“忘却”,即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啪啪响了之后就忘却一切,甚至“有些高兴了”;或是向更弱者泄愤,于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是自轻自贱,甘于被奴役,如言“我是虫豸,还不放么?”而于这些方法都失灵后,则自欺欺人,于自我幻觉中变现实之失败为虚幻之胜利,如说一声“儿子打老子”,便“便心满意足的得胜了”。读者发现阿Q的这种“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和振兴的最严重的阻力之一,故而《阿Q正传》正是对民族的自我批判之作。
新中国成立后的解读
50年代至7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后,人们要求要对文学作品进行阶级分析,于是阿Q就成为了“落后的农民”的典型形象,阿Q是未庄第一个造反者,一位批评家这样分析阿Q的“土谷祠的梦”:“它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毫不犹豫地要把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并且“破坏了统治了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这些都表现出“本质上是农民的革命思想”,小说后半段对阿Q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的描写也引起普遍重视。批评家认为鲁迅是“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对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进行深刻的批判。毛泽东也多次提醒人们要吸取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的教训。
改革开放后的反思
80年代强调的是阿Q造反的负面:“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结构”,且辛亥革命的教训也被阐释为“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行动”,忽略了农民(国民)的精神改造。如此,阿Q再次被确认为“国民性弱点”的典型。
当代视角的拓展
近年来学者开始转向探讨“阿Q精神”的人类学内涵,提出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人的一切生存困境:基本生存欲望不能满足生的苦恼、无家可归的惶恐、面对死亡的恐惧等。而他的一切挣扎,包括投身革命,都不免是一次绝望的轮回,最终只能无可奈何的返回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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