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星岛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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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字子长，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治史理念被史学界奉为圭臬，亦被后世称为「太史公」。司马迁出身于官宦世家，一生遭遇几番浮沉，而最终撰写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更为后世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他的一生可谓传奇。写司马迁的过程似乎离不开探讨他的史学世界，而司马迁更被后世史家称为「中国史学之父」、「中国史学的奠基者」。

司马迁传奇一生

司马迁生于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他的父亲司马谈（？—公元前110年）曾任职太史令，负责记载史事及编修史书，他的家族堪称史学世家。司马迁曾分别跟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及孔安国（公元前156年—公元前74年）学习《春秋》和《尚书》。他20岁时在全国不同地区游学，对各地名胜古迹、历史事件、社会风俗颇有研究，博学多才。后来司马迁成为郎中，并随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在位）出巡西北方不同郡县。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去世，其遗愿是要司马迁继续负责撰写史书的工作。后来他也不负所望担任太史令，进行修史工作。但好景不常，于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他因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而得罪了汉武帝，被判处于狱及施以腐刑。他出狱后忍辱负重，发愤图强，根据官府典籍、诸子百家的著作、《尚书》、《春秋》、《左传》、《战国策》等史书，以及自己考察所得的资料，成功编修著名的《史记》。他去世后，《史记》一直被保存于家中。直至他的外孙杨恽（？—公元前54年）把《史记》献给汉宣帝（刘询，公元前91年—公元前48年，公元前74年—公元前48年在位），这部伟大的史书才正式公开。司马迁一生经历高低起伏，堪称传奇。

《史记》与春秋笔法

司马迁善于使用春秋笔法表达自己的观点。「春秋笔法」又称「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指行文中以委婉方式，如细节描写或史料与词汇的选取，间接表达对事件和人物的观点。例如《史记》〈本纪〉是帝王传记，专门记载君主的史事；〈世家〉则记载诸侯之事。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将项羽（公元前232年—公元前202年）及吕后（？—公元前180年）列为重点记述对象，项羽未曾统一全国，理应最多被视作诸侯，只配列入〈世家〉，但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把他提升至与汉朝皇帝同等地位。而史迁亦处处透露出对项羽的尊崇及惋惜，在《史记》〈项羽本纪〉中以「太史公曰」指出项羽应为自己的失败负责，但同时又评价他「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意思是虽然霸王的地位未能维持到底，但像他这样的人物近古以来未曾有过，言词间透露出敬意。

司马迁亦用寓论断于叙事的写史手法。顾炎武（公元1613年—公元1682年）论《史记》谓：「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旨者，惟太史公能之。」《史记》〈平准书〉末载卜式语，〈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等，史迁透过春秋笔法委婉含蓄，婉转曲折地表达个人史观。

此外，史迁自言要继承《春秋》，除了续写春秋以后的史事外，主要是要继承其「笔法」。在〈太史公自序〉言：「夫《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故此他行文不加隐讳，不避权贵，加以直笔批评，在〈酷吏列传〉说：「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极力抨击酷吏的不是。

史识与史「通」

司马迁编修《史记》不但为了记载历史，更为了探讨皇朝兴衰的原因，具有帮助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实用价值。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明言编修此书的目的是「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在他写给任少卿（？—公元前91年）的信〈报任少卿书〉中更表达了自己的理想。

同时，《史记》正正教晓我们世人如何去看待历史，史迁编修《史记》时，同样面对需要记载横跨几乎3000年历史的大难题，但司马迁最终克服困难，用了「一百三十篇」来带出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这正正运用他的识见，判断什么该写进来，什么该排除于外，这就是所谓「史识」。同样地，我们读史时，不该被眼前一堆历史资料所吓怕，因为历史的真谛不是讲求是否记得那个事实，而是要明白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即所谓读「通」历史。按司马迁的态度，历史不是割裂式的，反而是关连性的。所以同学读历史时，不妨对不同课题多作比较，多反思为何这些历史人物会这样做、不同做法会有何不同影响等，而不是单纯背诵历史人物所做过的事。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史迁终究的史学理想。在「究天人之际」方面，《史记》中提到「天」或「命」在历史发展的作用，即是与个人努力无关的部分；而「人」就是指一个人如何思考、选择、作为，到最后如何承担，如评价项羽败亡是「天意」，却又说项羽「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透露史迁重视天人之间关系演变的同时，亦探求出历史发展变化的层面与因由，最终达成「一家之言」，扩大历史学的范畴与重要性。

古为今用学以致「用」

现今社会要扩大历史的功用，除了我们熟知的「鉴古知今」以外，古人成败得失的经验对于现今人际关系学及管理学确有启迪与借鉴之处。另外，要增加社会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应从增加其应用性着手。在21世纪，历史的功用已更多元化，能广泛被应用于不同产业，例如教育、古玩、考古与文物保育、博物馆、文化旅游、艺术创作、影视流行曲和数码媒体等。如同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1613年—1682年）、黄宗羲（1610年—1695年）、王夫之（1619年—1692年）等提出「经世致用」的思想，学问必须有益于世道。史学界及文化界应思考如何增加中国历史的实用性，让学生能将在中国历史科所学习到的知识应用到工作之中，才可长远引起社会及更多学生对中国历史的兴趣。

司马迁被后世史学家所景仰，他首创的纪传体撰史方法、春秋直笔等史学方法，更为后代史家所传承。我们不但要学习其格式，更重要的是学习其背后「『通』古今之变」的「史识」，将历史「古为今用，学以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