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碑刻拓片 观两宋治理之道
从法律碑刻拓片 观两宋治理之道
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斯文永续——宋代法律碑刻拓片展"中，精选了60件宋代法律碑刻拓片进行展示。展览以宋代法律碑刻为主题，通过《元祐党籍碑》《平江图》等展品，展现了宋代的法律制度和治理之道。
图为李雪梅（左一）在展览现场进行讲解。
"斯文永续——宋代法律碑刻拓片展"以宋代法律碑刻为主题，步入展厅，一幅《宋徽宗坐像》（复制）首先映入眼帘。
据介绍，展览精选了60件宋代法律碑刻拓片进行展示。其中，简称"天、地、人、城"的四大宋碑——《天文图》《地理图》《帝王绍运图》和《平江图》首聚高校，《大学规》《小学规》同展，文臣、武臣官箴并列。
就人物而言，宋徽宗为展览的主设计形象，《元祐党籍碑》的毁立，《大观圣作碑》的御书，《龙章云篆诗文碑》的墨韵，都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帝王的治理之道。
接续唐碑的盛世荣光，宋碑以"载政"的务实姿态，实现了碑刻之治由王言到典章的转换，李雪梅在展序中写到。
宋代碑石多承担着朝廷的治世之任。在展览现场，一幅绍定二年（1229）的《平江图》碑拓吸引着观者的目光。
李雪梅介绍，在宋代，上至天文星相，下至行政地理，乃至修堰、造桥、劝农、封神、城市布局，无不铭于碑石。
巨幅《平江图》详绘城墙、护城河、平江府、吴县衙署和街坊、寺院、桥梁等，是南宋城市规划治理的典范。而治乱之源，更为朝廷上下所关注。
宋代还流行职官题名碑。范仲淹、蔡襄、包拯、欧阳修等北宋名臣均现身于一幅《开封府题名记碑》。题名碑除记任职者官秩、名籍及临莅时日，更负有"荣事任而惊位著"的功能。
碑石上常见帝王对百官的谆谆告诫。宋太宗敕令将"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官箴立石于衙署；宋真宗的"文武七条"圣训，被地方官"恭刻坚珉，昭示万世"。
在宋代激烈的党争中，碑石既是见证者，也是重要参与者。
李雪梅在展览现场介绍了碑拓《元祐党籍碑》和《表忠观碑》背后的故事。
自崇宁元年（1102）九月文彦博、苏轼等120人被"御书刻石端礼门"而首立党人碑；到崇宁二年（1103）三月下诏"党人子弟毋得擅到阙下"，九月下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并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党籍碑》；再到崇宁三年（1104）重定元祐、元符党人309人，"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短短三年内，元祐党人被两次御书刻石、一次监司长吏厅刻石、一次奉诏州县刻石，隶之党籍的官员因4次刻石之举而被天下周知。崇宁五年(1106)正月因天象异常，徽宗被迫下令毁碑，朝堂刻石和各地党籍碑随之泯灭。南宋初年，被列入"元祐党籍"的官员陆续得到平反，并实施推恩其子孙的政策，也因而有了庆元四年（1198）的重刻党籍碑。
被列为元祐党人的苏轼（1037-1101）在党争风波前已辞世，但其撰书的《表忠观碑》却历经曲折。杭州知府赵抃感佩吴越王钱镠及其子孙造福一方的功德，而钱王坟祠却荒废多时，遂于熙宁十年（1077）上奏朝廷，愿将废祠"妙音院"改为观，"以劝奖忠臣，慰答民心"。皇帝恩准赵抃的奏请，并将妙音院赐名为"表忠观"。元丰元年（1078）表忠观落成之际，苏轼应邀撰写碑文，赞述钱氏家族的功绩，称"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孙千亿"。遗憾的是，苏轼书碑在党争期间被毁，现存者为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重刻。
值得关注的展品还有，与法律关系更为密切的《劝慎刑文并箴》和《京兆府小学规》。
李雪梅表示，《京兆府小学规》碑文系对在宣圣庙内新建的京兆府小学的管理规则，以榜文形式公布，内容包括生徒入学程序、日常管理，教授职责、授课内容、作业要求，行为规范、违规惩处，生徒岁时给假及请假规则等项。据学规，生徒入学程序包括：见教授，投家状及保状，申学官押署，登记入簿。其中保状是家长同意生徒接受学校管束的证明。在校生徒学业分三等，教授内容及要求不一。由学规可见，北宋小学的教学方式和管理制度已较为完备。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正建曾于去年参加过"法度与气象：在碑刻中遇见盛唐"展览的开幕式。对比两次展览，他表示，策展者对唐宋历史和对唐宋法律碑刻的作用有深刻认识：一个以"法度和气象"为主题，展示了唐代的法度初立以及盛唐气象；一个是"斯文永续"，着眼于中国古代的"斯文"造极于宋代。
黄正建进一步介绍，展览中有许多不见或少见于金石著作中的碑刻，具有非常珍贵的史料价值。他说，我们在看不到原石的情况下，应该来看看原大的拓片。在文献中看到的碑刻文字，只是平面的，文字压缩在32开、16开最多8开的篇幅中，体现不出文字的气势来。而这次展览中，超过两米的碑刻就有13件。在高大的碑刻面前，观者能体会到扑面而来的时代的宏大场域、文字的气势、庄严的氛围以及磅礴的力量。
开幕式现场，来访者参观了展览，还参与了传拓、宋代"四雅"之一"点茶"的互动体验。李雪梅表示，这次展览既是一次视觉盛宴，也是一次学术公益普及活动，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制文物唤醒计划"的组成部分。如今，法大校园已经成为"唤醒"法制文物的重要阵地。
"对石刻的研究多侧重于书法角度，从法律角度关注的人并不多。碑石上的法律内容其实是丰富多样的。"李雪梅说。
李雪梅表示："法制文物是古代法律制度的见证和记录，中国古代有过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就会留下什么样的法制文物。它们或是制度的化身，或是制度实施的载体。通过将相关文物加以串联，我们可以印证一些法律史上的事实，增进对历史上某一制度的了解。正由于法制文物的存世，古代法制文明的发展脉络与细节图景才得以清晰展现。"